树与人类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早期城邦的形成,城市的发展,都是以绿色王国版图的不断缩小为代价的。当沙漠化、水土流失、生态灾难接踵而来时,人们才意识到绿色之于人类的意义。于是,人们开始种树;并且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绿化面积作为其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树木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特殊待遇,他们被称为大自然的总调度,被称为城市的肺,然而无论称呼如何改变,树就是树,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快乐与悲伤。可是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今天我想说的是城市里的树,那一行行,一簇簇,或高或矮,或浓密,或稀疏的树,每天在我的摩托车的风驰电掣里轻轻私语,它们是我能够亲近到的唯一的绿色,它们每天都提醒我“我从哪里来”对于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们都是过客,所以,我们惺惺相惜,相依为命。
在我写这个城市里的树之前,我想先写写城外的树,那些树于我的印象,只是坐在车里向车窗外那匆匆的一瞥,但只是一瞥已足够让我震撼。它们恣意忘形的生长着,或直向蓝天,或俯瞰水面,或琼枝乱舞,或旁溢斜出,极尽想象之能事,在山峦,在水面,在田野,随风起舞,伴雨轻吟,在远离人烟的地方,热烈而又顽强的将自己的生命力尽情渲染,,不惧风霜雨雪,不惧急雷闪电,他们是树中的隐者,是生命的歌者,如人世之庄周,范蠡,如李白,陶源明,我在心里为他们欢呼赞叹,但我更为他们的同类-----城市里的树,悲哀和伤感。
我所在的城市是一座移民城市,因它的煤炭资源非常的丰富,采矿业在建国后的短短几年里蓬勃发展起来,我的父母和其他的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起来到这里,扎下了根,继而生儿育女,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想家,但是我作为他们的下一带,却没有生于斯,长于厮的归属感,特别是此刻,更让我怀疑他们当初的选择,煤炭资源面临着枯竭,煤炭业面临转产,大量的矿工,那些为这个城市献出了青春和血汗的矿工们,却只能拿着全家每月三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艰难度日,他们的儿女已经没有煤可采,新的产业链条还没有形成,只能在家待业,严峻的现实,另我对父辈们青春无悔的誓言产生了怀疑,那个狂热的年代自有那个狂热的年代的游戏规则,我不能嘲笑他们,但是我必须给自己一个继续留在这个城市里的理由,而这个理由,便是城市里那些树。
这些树种类不是太多,有松、杨、榆、柳、丁香、山杏等等,但也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它们有的原本就属于这里,只不过在大跃进时期,和经济过热发展时,被驱逐出境,现在又被请了回来而已。有的是从外地引进的品种,它们都被我称为“新移民”因为我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象一个刚刚进城的小保姆,低眉顺眼,大气不敢出,主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绝不敢有半点纰漏,我从毕业的学校分到这个单位,便象我的办公楼门口的那棵盆松一样,没动过。我经常给这棵松树浇自来水,老板每个月给我发薪水,那点钱,勉强够我活命,那棵松树也还健壮,每年都会冒出一小节新芽,给这座办公楼增添了些许生气。对我们来讲,生存才是硬道理,不是邓小平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还有,我们经常被修理。按照主人的意思,被修剪成不同的形状。我刚分到这个学校时,校际之间举行了一次教师基本功大赛,我参加了征文比赛,可是我的文章连初审都没通过。老校长找到我,语重心长的开导我:你要学会中庸,懂吗,中庸,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标新立异,大家和和气气,中国5千年的文化就二个字,中庸,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四大文明,只有中国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我言听计从,感激万分,我的棱角与锐气顿时消隐于无形。我的成功转型,让老校长很是得意,他是以做思想工作出名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如果说老校长的话是一把无形的剪刀,剪掉了我头上的角,身上的刺,那么我的树们每年都要被亮闪闪的剪刀修理。路旁的杨柳是要定期剪的,否则会影响司机的视线;步行街的榆树要剪得低低矮矮,整齐划一,看着才舒服;即使在丁香盛开的季节,丁香树也要被剪成球状,看着那些花苞散落一地,我的心很疼很疼。
我想,城市里的树们所遭遇的不公,是城外的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然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却是寂寞。
城市里很拥挤,人与人之间想拉个话却很难,那份距离以光年计,等你修炼出一付超光速的翅膀时,你想说话的人已不知去向。沟通与交流的艰难令你如置身沙漠。你想哭吗?那就哭吧。泪刚涌出,便人间蒸发。欲哭无泪就是这样子吧。而我的树们更加落寞。他们要么挤成一团,要么等距离的互相遥望着,挤在一起的,早没有了沟通的欲望,只想分开,透透气;那些互相遥望的,也永远走不到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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