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茶器

7月，在宜兴丁蜀的羊角山，发现古窑址的废片堆积，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残片，泥色紫红，泥质粗糙，手工技术不高，成品有明显的火疵，复原所得大部分为壶。‘羊角山窑’，据判断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行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这一发现，被认为印证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至于紫砂茶具由何人首创，已无从考证。但从确切有文字记载而言，较早的、具有相当工艺水平的的紫砂茶壶是创造于明代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宜兴紫砂壶艺的开创者大约是宜兴‘金沙寺僧’（有成熟澄练泥料之法）；其开拓者是‘供春’（以器形审美意识见长）；其工艺创新者是‘时大彬’（发明了‘泥片镶接成型法’）。

    明代，‘金沙寺僧’，制陶名手。佚名。金沙寺在江苏宜兴湖汶山间，湖汉镇的西南角，离鼎蜀镇约十余里。为唐相陆希贤之山房。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创始篇：‘金沙寺僧’逸其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金沙寺僧的确切年代，较难查考，以其后来者‘供春’推断，大约在景泰或大顺年间（1450－1465，‘景泰’是弟弟朱祁钰年号自1450年起，1456年哥哥朱祁镇复辟后的年号改称‘大顺’）。参阅桃溪客语、中国艺术家徵略、明史。

    供春(约1506—1566)，又称龚春。正德嘉靖年间人，生卒不很确切。原为宜兴进士吴颐山的家僮。吴颐山，名仕，字克学，与苏州唐伯虎等友善。吴颐山正德甲戌年（1514年）进士，后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据记载，吴颐山未中进士前，读书宜兴金沙寺（在今宜兴湖滏镇）。书僮供春“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他用老和尚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泥，仿照金沙寺旁大银杏树的树瘿（就是树上突起带凹的疤、瘤）的形状做了一把壶，并刻上树瘿上的花纹。烧成之后，这把壶非常古朴可爱，于是这种仿照自然形态的紫砂壶一下子出了名，人们都叫它‘供春壶’。当时及后代的许多制壶大师都争相仿制，这些茶壶成就了后来名闻遐迩的宜兴紫砂壶。‘供春壶’在明朝‘万历’时代已经名满天下，当时宜兴的紫砂壶从粗糙的手工艺品发展到工艺美术创作，应该归功于供春，历代的文献也是这样的记载，历来宜兴的紫砂名家高手，仿制供春壶的人很多的，我们从各个博物馆可以看到，明代的黄玉麟、江案清，还有当代的汪寅仙、徐汉棠等等，都对供春壶做过研究，做过仿制。自明代供春模仿老银杏树瘿制成‘供春壶’而闻名后，相继出现的制壶大师有明万历的董翰、赵梁、文畅、时朋‘四大家’，后有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三妙手’。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是宜兴紫砂的成熟时期，众名家中，以时大彬（1573－1648）最负盛名，时大彬生活在明万历至清顺治初年，是著名的紫砂壶艺大师时朋的儿子，其制壶技法一改早期的制法，完全改用槌片、围圈、打身筒的成型法和泥片镶接成型法，是紫砂技艺上的一个飞跃，他确立了至今仍为紫砂业沿袭的用泥片和镶接那种凭空成型的高难度技术体系。时大彬制壶，最初仿‘供春’作大壶，后识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等人，接受品茶、试茶理论的启发，一反旧制，专做小壶。这是紫砂壶艺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徐友泉，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名士衡。徐友泉自小拜时大彬为师，他有着造型艺术方面的天才。他对紫砂工艺在泥色品种的丰富多彩方面有杰出的贡献。擅作仿古铜器壶，手工精细，壶盖与壶口能够密不透风。他所制的长爪兽的形态，亦是仿青铜器的形制，所以特别有古拙味道，非同凡响。

    惠孟臣（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在明代天启到清代康熙年间，荆溪人，著名壶艺名家，以擅制小壶驰名于世。惠孟臣壶艺出众，独树一帜，作品以小壶多、中壶少、大壶最罕，所制茗壶大者浑朴，小者精妙。善于配制多种调砂泥，有白砂、紫砂、朱砂，以朱紫者多，白砂者少。壶式有圆有扁，有高身、平肩、梨形、鼓腹、圆腹、扇形等，尤以所制梨形壶最具影响，十七世纪末外销欧洲各地，对欧洲早期的制壶业影响很大。据说安妮皇后在定制银质茶具时，要求模仿惠孟臣的梨形壶。孟臣所造小壶大巧若拙，怡人心目，后世称为‘孟臣壶’，这种小壶特别适合于沏饮乌龙茶，因而风靡南国。后期专制朱砂几何形小壶，造型奇、体积小、工艺精。这种壶式为后世水平壶的前身。孟臣壶工艺手法极洗练，富节奏感，尤其是壶的流嘴，不论长或短，均刚直劲拔，有着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壶体光泽莹润，胎薄轻巧，线条圆转流畅，成为孟臣壶突出的风格特征。

    被后世茶人推崇的‘孟臣壶’，之所以能风靡南国，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因为小巧有利于‘把玩’；二是，因为小巧可利于人少时‘随泡随饮’（大壶泡茶太多，人少喝不完，茶汤搁久会变凉及氧化）；三是，因为小巧可利于‘省水省茶节能’（例如潮州人在喝茶之时，有添客人到来会更换茶叶之‘茶礼’习俗，换掉一小壶劲道渐消的乌龙还不算太浪费，如果用的是大壶）。此三个原因一项与艺术品位、个人审美有关，一项与茶理（茶性）有关，一项与茶礼有关。其实深究工夫茶之茶艺的诞生，主要还是与茶人对茶理（茶性）的体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南方人‘煞费苦心’的‘请君入瓮’‘严刑逼供’就是为了榨取‘颇费工夫造出的乌龙’的‘龙髓’。涪陵榨菜，三榨出龙涎；乌龙茶，七泡有余香。

    历代紫砂艺人在制壶过程中，他们的人文修养与个性，也会融合于他的紫砂作品之中，形成一种强烈的个人风格。

    尽管，‘以艺术推动茶艺’的古代工艺大师们令人无比敬佩；可是，附庸风雅的近代茶人却又让人不以为然。因为，工夫茶茶艺及其茶器自从孕育之初，就被打上资本主义萌芽时代‘功利思想’的烙印。当然，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必苛求古人，毕竟他们凭借‘茶理’把‘工夫茶’推到了中国饮茶艺术的极致。

    古代茶器制作的发展，不仅催生了‘工夫茶茶艺’，也促成了掺茶艺术从茶艺中分离及独立发展。

    或许，有人会说，长嘴壶算什么茶器哩！不过是一把盛开水铜壶而已。如若真有人这么说，我便会问他：“陆羽时代的二十四器中的熟盂、畚、札、涤方、巾、具列等等算茶器么？不过是盛开水的、贮碗的、洗碗的、抹碗的。蔡襄时代的汤瓶算茶器么？不过是烧开水的东西。潮汕人的‘砂铫’算茶器么？也不过是烧开水的。

    存在的既是合理的，既然出现茶事活动中，且主要用于茶事的器具，皆当视为茶器。

    在茶事过程中出现的一切物象皆当为引导个体与群体趋向合谐服务。但是如果饮茶的环境过于繁琐反倒不利于饮者修炼或是感悟。因此，在于茶道而言，其茶器等物象存在的意义取决于两点：养身与修身。

    茶事之制器与普通餐饮之器皿大同小异，因其处在茶事之中，常有寓意之用，故不可信手拈来。因其承载事理，而称其‘茶道器’。

    例如在日本茶道中：其‘抹茶道’追求‘禅茶一味’与‘侘’的意境，必然选用古朴简约的黑陶茶具，用以弱化外物对内心清净的干扰；其‘煎茶道’为了让客人在品茗的同时还能怡心，会在等候席等周围布置笔、墨、纸、砚、印谱等茶事辅助器物，用调和的美来营造和谐的氛围来做修身养性的手段。

    在中国，中国古典文人茶之‘大礼茶器具’故其设计的别有用心。大礼茶的‘器’是带有明显中国文化特征的茶器，它造型大气庄重，是承载着中国的历史与人文思想的‘三位一体的器——礼器、乐器、茶器。

    大礼茶之‘四海一统’的社会情感与国家意识且先不说，干茶经过三遍‘浸润、洗涤’、再入成汤盆中最后融成茶汤，是建立在茶理之上的。沸水先入汤冷之中初步降温，再入海碗之中（海碗的浅而阔的器形会较快的散热），使水温降至适宜，如果饮用银针、毛尖之类的新芽，可以在温水或凉开水进行洗茶，用漏勺将茶叶捞出转移之别的盆中，可适当除去灰尘与部分白毫。（毛尖茶相较于大叶茶的缺点就是，茶汤不够明净，茶汤中少一点儿悬浮的白毫，会变得更明澈。其实，有时中高档的绿茶有时被部分商家人为混入极细的灰尘以掺假增重获利。）；如果饮用较老的开面连梗乌龙茶类，可以在‘三国归晋’环节预热成汤盆，这样，洗茶的水温可比毛尖茶的高一些。把成汤盆中的茶汤转移到‘献茶壶’中既便于公道分茶，又可控制茶叶精华素溶出的进程。

    再说大礼茶茶艺的寓意，在‘四海’中进行‘芳茗三浴’传达了‘茶浴其身，人浴其心’。像我等‘肉眼凡胎’难以达到‘惠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还是像神秀（尽管，他是个人格低劣的家伙）主张的那样‘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四海’之中竖立‘大筒’，除了寓意祖国大一统，还配合‘五色插花’来表明中华民族是有亲和力、包容力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

    大礼茶道器具在另一章中有专门讲述。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追求茶道的高远境界必须有茶器的大气庄重做基础，就好比建造摩天大楼必须要把桩基打到比较硬实的‘中风化’的岩石层中，有谁能建造空中阁楼呢？如果有人说空中阁楼确实存在，我也认同，大概就是空间站、太空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