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佛教对本茶道的影响

清规的建立，正式确定了茶在禅门的重要地位，从而衍生出宋代的‘径山茶宴’。

    百丈清规的不少条文中，均提及茶在寺院中的使用方式、作用和意义。寺院法堂设有两面鼓：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讲座说法擂法鼓，集众饮茶敲茶鼓。寺院中有‘茶堂’设施，有‘茶头’执事，有供祖师的‘奠茶’仪式，有坐香后的饮茶助修，有集体吃茶的‘普茶’活动还有僧众种植茶树，采制茶叶，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佛事。更有百丈禅师的“吃茶，珍重，歇”禅门三诀，以茶悟道。

    怀海制定并编写了禅门规式（世称百丈古清规）。该清规设有法堂、僧堂、方丈等制度，又规定选拔僧人分别担任东序、寮元、堂主、化主等各种职务。

    百丈清规的最可贵处在于寺院经济方面的规定：僧众应饮食随宜，务于勤俭，全体僧人均须参加劳动，‘上下均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一清规在百丈丛林推行开后，天下禅僧纷纷仿效，很快风行于全国。

    可惜禅门规式到了宋代就已失传，当时禅林行用的是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宗颐’编的禅苑清规（十卷）又称崇宁清规或重刻补注禅苑清规。元代朝廷令百丈山禅僧德辉重编清规，题名为敕修百丈清规，共八卷，但已非百丈清规的原来面目了。

    尽管禅门规式的原版本或已淹没，禅院集众饮茶敲茶鼓的习俗却是在宗颐编的重刻补注禅苑清规以前就有的事。禅院集众饮茶敲茶鼓之事有诗为证：

    西湖春日宋王安国

    争得才如杜牧之，试来湖上辄题诗。

    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

    浓吐杂芳熏巘崿，湿飞双翠破涟漪。

    人间幸有蓑兼笠，且上渔舟作钓师。

    王安国，字平甫，王安石之弟。自幼聪明，熙宁元年（1068年）赐进士及第，后来以文章著称于世。根据史料，王安国生于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卒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王安国写下“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的诗句的时候，宋徽宗，名赵佶还没出生（赵佶，神宗皇帝的第十一子，生于1082年11月2日），也就没有‘熙宁’之年号，更没有崇宁清规或重刻补注禅苑清规。

    曾有人误以为西湖春日为诗人林逋所作，林逋生活的年代更早（967一1028），天圣六年其人殁后，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和靖先生”生活的年代则更是早于崇宁清规。

    ‘饮茶敲茶鼓’确是古老的习俗。

    如果把禅院集众饮茶敲茶鼓之事，看做是制度化、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如果把日本僧人南浦绍明(1235－1308)，来华学习佛学、种茶、制茶及“径山茶宴”礼仪看成是对中国已形成的僧饮制度的继承的话。那么，应该把日本茶道是对中国唐代禅茶文化的继承。

    径山寺的禅茶文化应当追溯至唐僧怀海禅师在百丈山开辟农禅制度，种粮、种茶及并编写禅门规式的时代。

    径山万寿禅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径山，肇建于中唐，兴盛于宋元，是佛教禅宗临济宗著名寺院，南宋时为皇家功德院，雄居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之首，号称“东南第一禅院”径山寺僧人举行茶宴，礼佛参禅，并制定了独特礼仪，作为中国禅门清规和茶会礼仪结合的典范，径山茶宴包括了张茶榜、击茶鼓、恭请入堂、上香礼佛、煎汤点茶、行盏分茶、说偈吃茶、谢茶退堂等10多道仪式程序，宾主或师徒之间用‘参话头’的形式问答交谈，慧光灵现，偈语机锋，是我国禅茶文化的经典样式。

    径山自古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径山茶宴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载体，也是日本茶道的最直接的源泉。在宋元时期，中日禅僧往来频繁，江南地区盛行的禅宗曹洞宗、临济宗东传日本，开宗立派，瓜瓞绵延，在日本室町幕府时期出现的禅宗24流派中有20派系出临济，到近世形成的禅宗14派中，有13派都出自中国临济宗杨岐派禅系的径山派。

    清拙正澄（1274～1339年），又称正澄和尚，中国元代福州人，俗姓刘氏。十五岁出家，受戒于福州开元寺。曾先后向福州鼓山寺平楚耸禅师、杭州净慈寺（原名永明禅院）愚极慧禅师参学佛法。而后四方云游多年，在鸡足山顿悟佛法，后来又移住真净寺。五十二岁与其学生等人，受日本邀请，东渡，成为日本禅宗佛教临济宗大鉴派开山祖，住建长寺、净智寺、圆览寺、建仁寺、南禅寺等，又开创‘开善寺’，教化武士。参照中国丛林寺院之規矩‘百丈清規’编成大鉴清规，整顿日本禅林规矩。他是东渡日本的元代中国僧人中最杰出者。正澄和尚曾奉‘后醍醐天皇’勅诏，居建仁寺二次，居南禅寺一次。在日本十四年间声望极高，当時朝廷及幕府上下无不尊崇，小笠原贞宗、信浓武士、土岐赖定、同赖远、同赖康等著名武士与之接近，对众多武士的精神生活影响甚大。日本‘南禅寺’，是受皇室与幕府双重庇护的寺院，是京都名刹之一，为临济宗南禅寺派的大本山，正式名称为‘瑞龙山太平兴国南禅禅寺’。南禅寺始于镰仓后期的正应4年（1291），是开山祖师‘无关普门’将位于东山的开基人龟山上皇的离宫改建的禅寺。天皇中首位皈依禅宗的法皇亲撰愿文禅林禅寺起愿事，规定‘日本最优秀的禅僧’为南禅寺住持，故‘南禅寺住持’成为超越法系、流派的最高禅僧的代名词，在日本寺院中地位最高。

    正澄禅师及其历代先师与日本禅林规矩之关系，已如上述，而日本武家礼法之发达，亦与其有密切关系，並且受其莫大之影响。前述小笠原贞宗，为日本武家礼法之始祖，特为正澄禅师建造开善寺，並依其削发为弟子号泰山。小笠原贞宗为最热心修禅者，当其制定武家礼法時，最喜禅林严肃規矩，遂采其所长尽行纳入。所谓‘武家礼法’，初名‘当家弓法集’，后改名‘三议一统’乃小笠原贞宗之玄孙小笠原长秀会同伊势满忠、今川氏赖三人所撰，因而得名，並记其序文。此书，实则小笠原家参取禅家礼法，因此，可以说百丈清規、禅苑清规、敕修百丈清规实为小笠原礼法之觉书。

    正澄传‘百丈清規’于日本。不仅使日本禅林寺院，始有規矩可尊循，即日本一般礼法亦受其影响。

    在日本，不但是武家的礼法仪式，‘禅’已经根植在日本武士心灵最深处。而‘武士道’就由此中孽生出来。

    在日本，从一开始，饮茶习俗和茶文化的传播就是自上而下的，到了室町时代后上层社会将茶事活动上升为一种同中国禅茶一样的宗教仪式，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某种需求，将茶套入一个神圣的光环中。但是，在务精务细、拘泥于表象而沦落为形式的日本茶道中（尽管，千利休及其先师曾经以佛的‘空、寂’来弱化‘物’对茶人心灵的侵蚀。后来，高游外也曾批判以武士家族支配的宗教仪式化的抹茶世界。），人已经沦为茶的奴仆，这似乎是有点儿本末倒置了。这样看来抹茶道是舍本求末之道。

    铃木大拙是日本现代著名的禅学思想家，他说：“禅者从理论的高处下降到个殊的世界，像众生一样生活着、受苦、忍耐和希望，但内心却不受此世任何的折磨骚扰；武士道的人生观与禅宗的人生观甚为相近，日本军人在战争中的无畏精神与热爱，面对生死之际，那种显然可见的安静，甚至欣悦，这一切都来自禅宗的精神训练。”——这种训练与日本的茶道礼法、思想及其不厌其烦的仪式是密切相关的。

    当贪婪的统治者利用宗教麻痹了民众的精神意志，用仪式桎梏了人们的行为举止，并用荣誉钳制了武士的思想灵魂。当武士们从逼窄、压抑的茶室走向广阔的空间（广阔的战场、外邦他国的战场）的时候，双重性格分裂了花枝与剑之后，踏过梅与樱花向着果实累累的金色的秋天迈进。武士们一手抛撒着花瓣、一手挥舞着战刀，向着荣誉和自由迈进，他们发现在那一片金光中有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包括荣誉和自由。你我八刀，众人联手劈裂了金光（权利），当那明治的黄金家族亲手完成最后的一刀（君主立宪制反而让天皇睦仁成为权利的核心），八刀之后的金光化为十六瓣的菊花。所有的人都彻底的开悟了。（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开悟“原来！道不从茶中来！道是用剑劈出来的！”）

    日本武士道就是从双重人格中孽生出来。千利休也同样在他亲手缔造的“数寄屋”中，形成双重人格中。利休曾经多次在茶事活动中用他的插花艺术表现出一种挑战社会秩序的精神——还不止茶会上的事情，乱世英豪、武家首脑、聪明的秀吉又怎能看不出个中的来由。至少在确立了政权的摄政关白加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认为自己对于秩序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或许，那就是导致丰臣秀吉令千利休以武士之礼切腹自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山不藏二虎，处在政权巅峰的秀吉怎能容忍另一个人成为日本的精神领袖。)

    中国人不仅用“禅与茶”培育了日本文化及其茶道，也为自己培育出了一个魔鬼一样的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