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低的人做榜样。应该杀的虽然官高势大,也一定要杀,这就是“刑上究”的原则;奖赏及于下属的牛童马倌,这就是“赏下流”的原则。能够做到“刑上究”“赏下流”这是将帅威武严肃的表现。所以君主应该尊重将帅的职权。
将帅击鼓指挥军队,使其在危难情况下与敌决战,当两军短兵相接的时候,如果指挥得当,就会建立功名,如果指挥不当,就会身死亡。由此看来,国家的存亡安危,在于将帅的指挥是否得当,这怎能不使人重视将帅的作用呢?
击鼓指挥军队,与敌人进行格斗,君主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我以为并不是困难的事。古人说:“没有‘蒙冲’去进攻,没有‘渠答’去防守,这是装备不完善的军队”[军队由于营养不良]以致影响了视力,影响了听力,这是由于国家没有管好市场,以致供给缺乏的原故。市场,应对百货进行管理,用贱买贵卖的办法,以限制士民操纵物价。[一般说],每人每天不过吃粮食一斗,每马每天不过吃饲料三斗,而弄得士卒饥饿,马匹瘦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市场虽有各种物品,而无人管理的原故。要知道统率天下的军队,而没有对百货进行有效的管理,那是不能顺利进行作战的。
进行战争,能使军队坚持长期作战的,必然是[由于军令严明]官兵不得不为我效力的原故。譬如凶猛的鸟追逐小雀,有时竟使小雀窜入人们的怀中,闯进人家的室内,这并不是它愿意舍生就死,而是怕后面的凶鸟追上来了。
太公望到了七十岁,还在朝歌宰牛为业,在盟津卖食品谋生。年过七十,还没有得到君主的任用,许多人都说他是放荡不拘的人。及至遇见了周文王,却能统帅三万之众,一战而平定天下。如果他没有高深的谋略,哪能得到这样的重用呢。所以常言说,良马得到鞭策就可以日行十里。贤士得到重用,就可使政治昌明。
武王伐纣,统帅军队在盟津渡河,他右手执白旄,左手执黄钺,指挥敢死之士三百人,士卒三万人同商军作战。这时商纣的军队有几十万,而又有飞廉恶来这些勇将,身先士卒,不避戟斧,阵势绵延百里不断。但武王并没有使士卒疲劳,也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打败了商军,诛灭了纣王。这不是由于什么吉凶灾祥预兆,而是由于人善与不善的必然结果。如今一般庸将,只知道考究时辰判定方位,求神问卜推测吉凶,以及观察星辰风云的变化来推断战争的胜败,想用这些方法来致胜立功,我以为是很难做到的。
做将帅的人,必须上不受天时的限制,下不受地形的限制,中不受人为的限制。武器,是杀人的凶器,战争,是暴力的行动,将帅,是掌握生杀的官吏,所以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它。指导战争,要做到上不受天时的影响,下不受地形的限制,后面不受君主的制约,前不受敌人的阻抗。万众一心的军队,行动起来就象虎狼般的勇猛,风雨般的急骤,雷电般的突然,声势浩大,行动莫测,使天下惊惧。胜利的军队象水一样,水看来是最柔弱的,但它所冲击的地方,山陵也会崩塌,这不是别的原因,而是由于水总是流向一个方向,不断冲刷的结果。现在用莫邪那样锋利的武器,犀牛皮制成的坚固铠甲,装备起来的大量军队,再加上奇正的灵活运用,天下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同他抗衡了。所以说,只要任用贤能,不须选择吉日良辰事情也会顺利;只要法令严明,不须求神问卜也会获得吉祥;只要奖励战功优厚抚恤,不须祈祷也会得福。又说,天时有利不如地形有利,地形有利不如人心和睦。古代的圣人,不过是重视人的作用罢了。
吴起与秦军作战,就睡在不加平整的田埂上,只用树枝掩盖以遮蔽霜露。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不自视高人一等的原故。凡是要求人家为你效死,就不能要求人家对你必恭必敬;要求人家竭尽全力,就不能讲究那些繁文缛节。所以古时候穿戴盔甲的将士不行跪拜之礼,这是表示不愿因自己而增加别人的麻烦。给别人增添很多麻烦,而又要求人家为你效死尽力,是从古至今,没有听说过的。
将帅奉命出征的时候,就忘掉自己的家庭,带领军队到达战场的时候,就忘掉自己的亲属,临阵指挥的时候,就忘掉自己的安危。从前吴起临战的时候,左右的人把宝剑呈送给他。吴起说:“将帅的主要职责是发号施令。在危难的情况下,做出决断,以指挥军队去作战,这才是将帅的职责,直接拿起兵器与敌人格斗,不是将帅的职责。”
三军整队行军,日行三十里,三天走九十里。军行九十里以后,就要象决开江河一样势不可当地前进。与敌人接近时,应根据敌人特点来对付他,如果敌人使用白色标记,我也用白色标记来欺骗它,敌人用红色标记,我也用红色标记迷惑它。
吴起与秦军作战,两军尚未交锋,有一人自恃其勇,独自冲向前去,斩获敌人两个首级回来。吴起要立刻杀他。军吏请求说:“这是个有本领的人,不可杀掉。”吴起说:“他诚然是有本领的,但他违背了我的命令。”结果还是把他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