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草原游牧民族之契丹文明

    　　契丹族是我国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中的一只劲旅，与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文化相比较，契丹的文明较为提前。谈契丹的文化离不开中原文化，契丹的文化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从契丹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辽政权的那一时刻起，中原文化就融入了整个契丹文明之中，启用汉人创建文字，任用汉人为官，遵从汉制治理契丹等一系列的史实中都能证实契丹的文明与中原的文明融合会通。突然消失的契丹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给人的印象是来无影去无踪，其契丹族文明在金戈铁马的征战中无声无息的瞬间消失，但它所留给我们的是中华文明的一朵奇芭。

    每个民族的起源、发展、繁衍都有他本民族的传说，关于契丹的起源，也有个美丽的传说。一个英俊的少年，骑着白马沿着土河向东而行，来到土河和潢河的交汇处木叶山，遇见了一位青牛的美丽少女，两人相互爱慕，结为夫妻，在此繁衍后代，生有八子，他们的后代就形成了契丹的各个部落。

    契丹的原始先民住在辽河上游，过着游牧和渔猎的生活，北魏时就和中原来往密切，契丹人用马匹、皮革、交换中原的物资。到了随唐时期，契丹部族逐渐的强大起来，到了唐朝末年，契丹的势力不断的扩大，由于唐朝的赋税等因素，不少的中原人跑到北方契丹的境内生存，这些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的先进文化。契丹人和这些人逐渐的学会了种庄稼，纺织，冶铁，煮盐，建筑城池房屋，开始了农耕和定居的生活，这样就使中原文化和契丹文化相融合。

    契丹本是一个游牧的部落，和蒙古人一样契丹人相信狼图腾，这于契丹人的游牧生活息息相关。畜牧业在契丹人的生活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契丹人逐水草而放牧，随季节而迁徙，以马背和毡帐为家。他们有高超的放牧技能，三五个人就能管理千匹骏马。游牧和渔猎给契丹人带来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吃猎取的野兽肉，喝马奶制的酒。契丹汗王根据游牧和狩猎的需要，他们自己一年四季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春季在湖里捕鱼，秋天在森林里狩猎，冬夏避寒避暑，处理契丹部族的内部的政务，闲暇时就打猎。这充分的体现了契丹人的游牧、狩猎的生活习俗。北宋时的一位出使契丹的使者写诗歌描述契丹人的生活；“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

    十世纪初期，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耶律阿保机是契丹族很有胆略的的政治家，他提倡农业生产，不断的积累资本，他多次立下战功，他被推举为契丹的可汗后权利不断的扩大，他大胆的使用汉族文人韩延徽等人，创建契丹文字，制定一系列的典章法度，积极的接受中原的封建文化。当时契丹汗王的产生是按照契丹的惯列，由契丹各部贵族定期改选。耶律阿保机为长期掌握契丹部的政权，与汉人谋士探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周围的汉人谋士对他说：“中原地区的汉人帝王从来没有被来回替换选出的。”耶律阿保机听了以后就下定决心，要象中原的王朝一样来统治契丹。选举期满以后，他没有让出汉位，因此各部的首领都起来反对他。耶律阿保机向各部的首领传话：“你们用的食盐，都是我的盐池里产的，给你们，你们应该来犒赏我。”各部的首领不知道是耶律阿保机和汉人谋士定的计策，他们携带牛肉和酒来到了耶律阿保机的盐池。耶律阿保机事前设下了伏兵待机诛杀各部首领。酒宴中，耶律阿保机将各部首领全部杀死。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除掉了反对势力后，仿照中原王朝的制度称了帝，建立了辽国契丹政权，定都上京，史称辽太祖，公元916年——927年在位。在位期间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大量的传播。

    契丹文字创建深受汉字的影响，在契丹兴起时就受唐代文化深刻影响，从耶律阿保机时起，先后创建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都不同程度的参照了汉字。辽宋对峙以后，契丹人不断的吸收中原的文化，耶律阿保机积极的接受中原文化，在典章礼仪上刻意的模仿中原汉人的礼仪形式，并且大量的翻译汉文书籍，在契丹国家里大肆的宣扬中原文化。有一次，耶律阿保机看了看左右的汉人谋士对皇子耶律倍说：“举行祭祀应该先祭祀谁？”皇太子耶律倍说：“应该先祭祀孔子，因为孔子是大圣人，万事崇敬。”耶律阿保机很高兴，他看了看身边的汉人谋士，下令修建孔子庙，并亲自礼拜。耶律倍虽然没有当上辽的继承人，但他对中原文化的造诣是与无论比的。

    现存的一些辽代的契丹墓穴壁画中，除了具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特色的人物和草原游牧的画面外，还有汉族民间的传说的青龙白虎云雀玄武孝义节悌的故事，都充分的反映了契丹人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原汉人日益接近，与汉文化的接近，这就促使契丹在建国后成了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的政权，在契丹统治的区域内居住的除了契丹以外的汉、女真、回鹘等少数民族也同样接受了中原汉文化的熏陶。

    北方少数民族传统的畜牧业在契丹统治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牧马最高峰已经达到了百万匹。耶律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在位时，契丹从后晋皇帝石敬瑭手里得到了幽云十六州，之后钱人继续发展幽云十六州和渤海等地的农业，并将中原先进的农业在中国北方边疆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辽宁东部（现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耕垦千余里”海拉尔河，克鲁伦河流域也出现了垦田。做为一个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契丹辽国“城郭相望”契丹人的建筑发展惊人，现代考古发现很多的契丹古城遗址，其建筑的水平相当高，契丹的手工业艺术水平相当的高，契丹的马具鞍套号称“天下第一”契丹辽瓷中的三彩陶瓷以其独特的风格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契丹人继承和发扬了唐三彩的三彩釉，有的辽三彩瓷器上，黄花，绿叶，白地配在一起，十分的美观。辽瓷中的精品鸡冠壶，长颈瓶，皮囊壶，人首鱼龙瓷壶等典型的契丹器皿上面有小孔，环梁，便于骑马携带，极富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征集于科尔沁左翼中旗（现收藏通辽博物馆）的三彩靺鞨壶更加印证的辽三彩的精湛烧瓷艺术，三彩靺鞨壶的整体造型为龙首鱼身的靺鞨卧于莲花之上，圈足底。器形高22、3厘米，长30厘米，足径9厘米，靺鞨昂首摆尾，口这含有一珠穿孔为流，龙角后面有一个注水口，翼与尾之间有梁相连成执手，鱼身为浮雕鱼鳞，造型独特优美，线条流畅，与人首鱼龙瓷壶的造型相近，和人首鱼龙瓷壶相比三彩靺鞨壶更加完美，是辽代辽三彩瓷器中的极品。

    从年代而定名称为三彩靺鞨壶笔者同意陈操老先生的意见，应为女真人接受唐王朝的赏赐器物，三彩靺鞨壶从行而定，笔者认为应是摩竭，摩竭本意为大鱼，鲸鱼，也译为摩伽罗。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五：“至辛头大河，河西岸有如来做摩竭大鱼，从河而出。”

    但是该文物的出土实证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科尔沁草原上这个不起眼的小村落，曾经有一群人在这里生存，并且有着十分发达的文明。由于当年出土此壶时，出土的文字记录等相关的资料不全，而又仅出土了这一件精美的文物，发掘工作没有深入进行。但是看过契丹五都所有文物所见文物中唯有此壶最为精美。

    与三彩靺鞨壶相媲美的人首鱼龙瓷壶，其精美毫不逊色，人面鱼早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工匠大师是如何设计制造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辽人的制作工艺。

    辽代陶瓷多为本地烧制，其中的辽白瓷和三彩陶瓷因烘制和装饰工艺独特，在中国陶瓷制作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辽瓷中常见的盘口瓶、鸡腿瓶、鸡冠壶、三彩海棠盘、暖盘等器形颇具民族风格。辽代的金银制造业在继承唐代工艺的基础上，融合了草原风格，如錾花鎏金鸡冠壶和錾花鎏金鱼龙壶，纹饰瑰丽堂皇，造型融南北神韵于一炉，体现了骑马民族风格辽王朝装饰品十分考究，琥珀、玛瑙、水晶、金、银等各种质地兼有，种类繁多精美。契丹民族葬具极有民族特色，特别是罩在死者脸上的金属覆面具和金属网络是反映契丹葬俗的重要标志。

    契丹人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最早的接受中原汉文化，并且吸收汉文化创建自己的本民族文化，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中任何一个民族所无法比拟的。这时的辽三彩与唐三彩相比，辽三彩具有十分明显的契丹民族自身的特点是一种独特类型的契丹文化面貌，影响了其后的蒙古人的文化，具有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价值。它能说明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一时期即使是不同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辽代契丹族建立政权是以暴风雨式的武力推翻中原汉族政权而建立的政权，但是契丹人却采用了汉族的统治方式，政权的建立受到了汉文化的强烈洗礼。契丹人在玉文化方面也是如此而为，一方面契丹人有自己本民族独特的玉文化，另一方面又接受汉文化，特别是唐，五代的强烈影响，形成了融会贯通整个契丹民族的玉文化。辽代契丹玉器迄今为止出土的较少，因此十分的珍贵，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契丹玉器主要出土于东北地区，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辽宁朝阳耶律延宁墓，义县西山林辽墓，吉林双辽高力戈墓群，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玉等，出土的主要玉器种类为玉带，水盂，盒砚，飞天，玉佩等。

    由于契丹与中原汉王朝之间并非单纯的对峙关系，在对峙中向中原汉人学习，相互影响，对峙中将中原的文化融合于自己的文化中，形成自己与汉文化相辅相成的独特艺术风格。

    辽代契丹早于北宋五十年建国，所以辽代的玉器主要受唐代，五代玉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宋代的玉器的文化对契丹的玉文化影响较小，因此辽代的玉器表现出了与宋代玉器迂然不同的特点。辽代玉器崇尚自然，玉器器物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却于平淡处见真情。器物造型随意性强，形态顺其自然，古朴质拙不拘一格，没有中原汉文化玉器的繁琐纹饰。契丹玉工巧匠取材于日常生活，尤其是少数民族游牧生活中常见的题材为主，注重写实，而又清淡素雅，别具洞天。在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出土了两件交颈而卧的白玉鸳鸯，神态安详，悠然自得，体现了辽代契丹玉器工匠对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环境的花草茂盛，动物繁多的自然景观深刻的体验和敏锐的观察。而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的飞天，更是巧夺天工，它在器型上与唐代的玉飞天有着明显的渊源，工匠取法于唐代的玉飞天，而又有所创新，器型为契丹女子头带飞顶帽，上身半裸，下身穿长裙，肩上披有飘带，体态婀娜多姿，下面衬托着如意花纹，采用镂空手法，以阴刻细线刻画具体部位，精美无论，是辽代玉器只不可多得的玉器中的精品，是典型的辽代玉器的作品。

    唐宋时期流行的玉带在北方游牧中也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契丹人所制造的玉带与唐代的基本相似，只是在个别部位上略有改动。而器型传承了中原文化的文化艺术风格，主要是文房用具中的玉水盂、风字型玉砚、双鹅带盖小盒等为代表。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出土的水盂取材于青白玉。椭圆型口，盂腹部呈弧形，底为平面，表体无文饰。风字型玉砚也是取取材于青白玉，墨池为斜面，平面呈现出“风”字形结构，前面有两个较短的足，其取材精美打磨细腻。双鹅带盖小盒主体刻画出一前一后蹲状交颈的小鹅，形象生动，极富动感，把玩于掌上平淡素雅，生动形象，充分体现了北方多民族文化的撞击。辽玉在玉料取材上吸收了汉族人的巧用俏色合理取材，雕刻技法运用自如，题材内涵，构图等丰满别致，充分的显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底蕴。辽代耶律羽之墓，通辽吐尔基山辽墓，更是显示了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两种文化融合，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促使两种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首先是两种文化的渗透，其次是非物资因素制约两种文化的融合。非物资因素是相似的文化渊源，共同的发展观念。

    2003年3月1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泌左翼后旗毛道苏木吐尔基山采石场发现的吐尔基山辽墓是一座大型辽代契丹贵族石室墓，由于该墓未曾被盗掘过，故保存完好，出土了彩绘漆棺一具，棺内墓主人尸骨保存较好并覆盖着8层丝织品，辫子保留完整，头部戴有金箍，这在已发掘的辽代墓葬中是较为少见的，但其身份还不能确定。此外在墓葬内和棺椁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金器、银器、铜器、玻璃器、玉器、漆器等精美随葬品，其中多数为贵重材料制作的极为罕见的艺术精品。该墓的发现，是近年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在研究辽代的社会风格、风俗习惯、服饰、艺术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尔沁左翼中旗发现的其他文物也证实了科尔沁草原是契丹的腹地，在科左中旗西伯花六家字村发现的金马和金牌饰等贵重的物品，这更加说明科尔沁草原是契丹的腹地。这些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是科尔沁草原文化发展的丰富财富，浓郁的地方特色是民族文化遗产的再现。

    契丹文明在科尔沁文化、辽金文化中是最先进的文化。科尔沁的地域范围实际上包括今天内蒙古通辽市的大部分、兴安盟两个地区，还有赤峰市东北部、辽宁、吉林西部的一些地区。在公元900年前任何民族自身的文化都无法达到契丹文化的高度。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女主，在古老的契丹文明中，墓主生前的富贵，与她所生活的社会的文明分不开的。虽然现在没有具体考证墓主人的地位和身份，但是出土的文物中已经充分的说明契丹文化在当时已经达到了文化的顶峰。而当时中原文化的发展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而契丹文化接受中原文化较早，时间较长，也顺理成章的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先进思潮。勇于接受渊源流长，博大景深的中原文化。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和传承的，值得我们珍视和宏扬的。

    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女尸出土，为契丹文明在科尔沁文化历史进程中增添了异彩。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看，墓葬风格接近于晚唐和辽代早期的风格，应为辽代早期契丹贵族的墓葬。彩绘木棺和棺床，在内蒙古尚属首次完整发现。该墓的发现，是近年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在研究辽代的社会风格、风俗习惯、服饰、艺术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葬具有彩绘木棺、内棺及棺床。彩绘木棺以红、黑两色为主色，上面雕刻有仙鹤、凤、缠枝牡丹、祥云等图案，其中仙鹤、凤以及牡丹花叶子为贴金，四周悬有铃铛，在棺盖上面还有三个葫芦状鎏金铜饰件。

    内棺的棺盖正面有三团贴金龙纹图案，在两侧各有一对贴金凤展翅飞翔，神态生动。内外棺之间夹有丝织品。彩绘木棺棺床为须弥座状彩绘棺床，共由8层组成。墓主人身穿11层衣服，其中一件保存完好的罗裙上发现了带有晚唐风格的对凤图案。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银器、金器、漆器、木器、马具、玻璃器和丝织品。铜器有钟、铜铃、牌饰、铜泡等，大部分为铜鎏金。其中的鎏金铜牌饰上面刻有精美的乐舞图案；金银器上面刻有栩栩如生的金龙和双狮以及鸾鸟、形态各异的人物和动物图案。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戴的冠帽、缀挂的铜铃、佩带的流苏与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的萨满相似，可以确定其身份是契丹萨满。墓主人使用金质神帽，肩上有日月图案的金牌，衣服上有“天”、“朝”等文字，其通神活动与国家命运相关，可能是服务于皇室的大萨满。从萨满在氏族内部继承、墓内有珍贵器物随葬分析，墓主可能来自皇族。

    近年考察辽国古迹及出土辽墓壁画器物中，也发现了契丹人仿效中原供奉四方神，吐尔基山辽墓主人墓门的门神用秦叔宝、尉迟敬德像的实物证据，比较异同都是中原的神位图象。虽然这些都待考证，这些精美的随葬品，对于丰富辽代的文化交流、艺术等方面认识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内蒙古赤峰市出土鎏金铜冠是辽代契丹贵族冠服制度的一部分。铜鎏金冠质地铜，尺寸口径22厘米、宽31。4厘米、高29。5厘米，它的内层是铜冠，铜冠顶立一凤，外层装饰镂空饰片，冠正面有三层如意形饰片，第一层饰片正中为龛形装饰，第二、三层饰片的两侧为对称的双凤纹，中间有火焰纹，火焰正中有太极图案，冠侧有翅。辽陈国公主墓出土有相似的鎏金银冠，据分析反映了道教的影响，鎏金铜冠为此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料。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这件面具眉、眼局部捶錾，制作精细，将面庞丰圆、上额舒展的年轻女性柔润的特点表现无遗。过去辽墓中曾发现过银面具、铜面具，鎏金铜面具。陈国公主是辽景宗的孙女、耶律隆庆亲王之女，墓中出土的纯金面具，金覆面质地为金，尺寸长26。5厘米、宽25。7厘米，进一步证实了其身份之尊贵。

    辽契丹文铜镜，1971年6月，吉林省大安县红岗子公社永合大队小学一名学生在劳动时，无意间挖出了一枚铜镜。这枚铜镜是青铜制品，呈八角形，直径26厘米，厚0。9厘米。镜面光亮可鉴，镜背中央为一半球形钮，高1。4厘米。钮的周围有五行铸造的文字，文字被规划在正方形框内，框的上下左右分别有对称的两组花纹。镜边刻有7个汉字“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网尘，天相吉人。”我们不清楚当时镜的主人是怎样一个处境，我们不清楚镜主人的身份如何，但我们能感觉到镜的主人感叹人生的短暂，和对过去美好事物的眷恋，或许他从契丹的强盛中看到了隐忧，或许大辽的国势不如从前，而镜的主人对此又无能为力，除了感叹和祈求上苍的保佑，没有别的办法。

    辽上京南塔位于辽上京遗址南5公里，为辽代开悟寺舍利塔。与上京遗址北2公里处之小塔南北呼应，故有南塔之称。塔为八角七层密檐式空心砖塔，现残高约25米。塔身镶嵌石质浮雕造像，现存有雕塑坐佛、菩萨、伎乐人、供养人、飞天等。雕塑技法娴熟，线条流畅。辽释迦佛舍利塔，俗称辽庆州白塔，位于巴林右旗索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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