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末,闭塞的我对传销才有所见识。我在黑山城中村有间三房一厅闲着的空屋,因为一时疏忽租给了来路不明的人。那时候,城中村一片混乱,三教九流,走鬼摊贩,无证无照,偷拐诈骗。我也是打着“下海”的招牌来此地淘金,开了间小店,以期分得改革开放的一杯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西装革履、打着领带的帅哥,一个个花枝招展、穿着连衣裙的靓女,手提一盒盒内有什么“摇摆机”、“神灯”或“按摩器”等等之类的“名贵”产品,从黑山村出发,挤上公交车,塞满车内通道。去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俨然象个大款;回来时垂头丧气“摇摆机”不摆了“神灯”不神了,活象阿q被假洋鬼子用哭丧棒狠狠地打在光头上。
城里人不灵了,就回到黑山村发展。穿街过巷,走家串户,一句话,就是来“掘金”
“老板,你好!”一句娇滴滴声,把我从埋头拔算盘(那时我还是用算盘结账)中摇醒过来,抬头一望,只见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提着一箱什么“玩艺”走进来。那时是大热天,她穿着浅绿底点缀的黄菊花裙子,短袖缺领,衬托得躯体玲珑浮突,最抢眼的是她胸前的服务身份牌,上写某某销售公司、中写姓名徐彩,下盖公司印章,右上贴一张比真人更靓丽的小影。但不管装扮得如何俊俏,总洗脱不了农村姑娘的稚气和土气。
但阿彩说起话来象电影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口若悬河,滴水不漏,一面说一面解开“摇摆机”作示范展示,小店铺面积窄小,多几个人便转不过身来。我便借口对阿彩说:“你要推销,出街上去,我的顾客要打电话,别妨碍我做生意呀!”阿彩无奈,苦口苦脸走了,看来已是他们穷途末路之日了。收租的日子我记得最清楚,按生意人取“好意头”一过午时即敲门,门一开,迎接我的竟会是阿彩。“老板,你好,请坐!”
我一怔:“啊,你住在这里?”
“借贵乡一块宝地落脚,能保平安!”她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江湖话,嘴尖牙利。
我不跟她磨牙,立即表明来意。我瞧一瞧租赁合约,问:“李冬生呢?”
“房东,我们的上线跑了,下线又未到,请你宽限几天,我们——”原来小头目李东生金蝉脱壳,又耍弄“美人计”要阿彩代替“上阵”求情。阿彩说的困境可能是真的,从她象要哭出来的样子就可以知道。
我看了两间大房住的是男的,都是打地铺,密密麻麻的挤了十几人,在地脚上用色笔画了鬼灵精怪的图画,写许多祈福求财、庸俗低级、发泄不满的语句,有的“公仔”画得不堪入目。最小的一间是女房,也是地铺,从凌乱的枕头被子可见挤住的人也匪少。厨房里有几个男女在挑拣摘洗烂菜,一看便知是菜摊卖剩扔掉的,怪可怜的。
但我可怜而不同情:“管你什么上线下线,交租才有得商量!”阿彩紧接着说:“好,我跟你商量,我给你一部3800元的‘摇摆机’抵三个月租——”我惊问:“什么?你的什么机值3800元?我不要你们这些传销产品。”怎知躺在角落里的高个子跳起来,吼道:“老板你可不要胡说八道,我们做的是直销,是合法的,全世界都有这种经营方式。”阿彩又插嘴说:“房东,产品的价值等于期货,从时机看,从长远看,比如你用上‘摇摆机’,使你得到保健,多活几十年,从长计议,你增值了多少个3800?从眼前说,你已经获取了一笔无形的财富——”阿彩的嘴很滑,话很刁,普通话说得很准,声音很尖,说的道理玄之又玄,若给她做演员,她一定会成为明星的。
我才不管那一套,死理就是一条,不依时交屋租,扫地出门!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七拼八凑,最后总算交了租,但我也知道,即使我不赶他们,也会“树倒猢狲散”的。我最后一次见阿彩,是她来店里打电话回老家湖南怀化时,从她的声调,表情和哭泣,可估摸到对方是老父在拒绝她的求援:“呜呜,不行呀,要交清3000元才能离开的呀——呜呜,我知错了!”接着对方没睬她,她便继续哭叫得很悲凄,足有20多分钟才放下电话。那时打长途每分钟8角,共16元,她只有10元,同来的男友也身无分文。我奚落了他一句,知道他也不是什么男友,是头目派来监控她的。没办法,我就要阿彩拿出身份证抄起她的姓名住址,要她过几天来还,她也满口答应了。也不是特别刻薄阿彩,这样先斩后奏的消费手段时有发生,特别是那些白粉仔,拿到一包烟,先撕开封口,抽一支尝尝,然后递给你一张假大钞,你识破了嘛,叫声“赊着吧,明天还你”你咬他吃呀?!城中村的癞皮多得很。
自此,我就再没见过阿彩了,因为他们还未住满已交屋租的日期,就被公安部门严厉打击传销活动,赶的鸡飞狗走,如鸟兽散了,只是到月底结账时,才记得阿彩赊欠的6元电话钱,少不免唠叨几句。“老板,你也实在太小气了,6元钱,不够请靓女阿彩饮一次茶。”我知道店员说的是反话。
我说:“怎么人家孔乙己赊下鲁镇的酒店十九文酒钱,掌柜每年结账都可以唠叨,我6元比十九文钱大得多,怎么不能提呢?”
“人家是鲁迅写的小说,是虚构的假话。”店员反驳我。
“说得好,你比阿彩多了一点文化素养。”
店员说:“不是的。人家上过一周洗脑课,懂得许多挖金发财的道理,能说会道的,你不要小看人家,也许哪一天,她真的发财了,那时我有3800,也要去闯闯的。”
怪不得啦,邪教!
过了六、七个月。一天,公安带着一个老农来到我店,说是要寻找失踪了半年的女儿徐彩,同来的这位老农就是她的父亲,是他报的案。派出所从电信局查到,徐女打给父亲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在这里打出的。
我立即说:“是呀,我记得清楚,因为她尚欠电话费6元,我还抄起她的身份证。”说完便查了记帐簿。
怎知徐父一听寻踪断了线,便大声哭喊:“女呀,都怪我狠心,没有寄3000元给你,你可不要都怪爹呀,你出门时,路费都是帮你借的,哪里有钱给你,要早知是这样,我就是卖了耕牛也要寄给你的啊,我初时以为你是在打工,肯定有工资的,谁知你——都是我没有用,无能力救你。你娘悲伤过度病了都无钱医,也无力气劳动了——呜呜!”
这一哭喊,招来好些个知内情的人。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说,那阿彩最初没有走,是被一个姓杨的老头用3000元从传销窝里赎了出来,包养起来了。我立时补充说,那姓杨的我认识,是东江人,60岁的样子,来黑山做房地产中介的,因他姓杨名伟,所以人们都戏称他“阳萎”公安得到这条线索,如获至宝,沙沙的记录着。怎知一个青年仔接上说,那老不死“阳萎”泥菩萨过江,有什么本事“包女”不足两个月,便潦倒得两餐也难保,迫阿彩去赚钱,阿彩不服,便打她;阿彩设法逃走了,那“阳萎”怕人来追查,也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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