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教育随想

    　　有一年山东曲阜祭孔，看到一群山东小孩，集体背诵三字经，书声朗朗，和谐悠扬，把我带回了遥远的童年，使我感奋不已。是的，我童年的时候就是这样读书的。

    中国书光默读不行，韵味显现不出来，必须朗读。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写出来的诗歌有韵律，音韵铿锵，越读越有味。李白的诗好不好？好。李清照的词好不好？好。可是翻译成外文，就枯燥无味，一文不值了。为什么？外文哪有韵律呀？没有了韵律，我们的诗词还叫诗词吗？中文的诗词必须由中文这种特定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别的语言形式是表达不了的。中文铿锵有声，最适于朗读。喝茶要品，读书也要品。我童年时学习，就是在读书、品书中度过的，美极了。可是，现在不行了，没人朗读了。我们在世界上独有的读书传统丢了，真的很失落。

    今天，在祭孔的仪式上居然看到孩子们又开始朗读了，我能不兴奋吗？我的家乡是孔孟之乡，我对我国的古代文化，情有独钟。我甚至很欣赏过去私塾的某些教学形式，如强调背诵，就是很好的一种教学形式。要知道，不下点认真的功夫，是做不成学问的。

    其实，我们过去在启蒙教育阶段，不光重视朗读，而且还重视儿童的初步品德教育。告诉儿童们为什么要好好学习，因为，正如三字经中所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还告诉儿童们要尊敬父母，友爱兄弟：“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还要用“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勉励小孩子努力学习。并告诫孩子们学习不能贪玩，因为“勤有功，戏无益。”是的，启蒙教育不光是让孩子们认几个字，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以及做学生应如何珍惜时间、如何刻苦学习的基本道理。这些道理对一个学生来说，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说明这“道”是如何的重要。小孩子从小就得叫他们“闻道”否则，光认识几个字又有什么用？作为教师，即使在小孩子的蒙学阶段，也应首先立足于让孩子明白一些必要的道理。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把传道列为教师的教学之首，是不无道理的。马克思说，理论掌握了群众，就能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是的，小孩子一旦自己明白了道理，自己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意识到珍惜时间和刻苦学习的重要，还用大人督促他吗？反过来，如果他意识不到，家长督促又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还应注意到，幼儿初步的道德教育，在一些家庭贫寒的孩子中比较容易灌输，贫穷家的孩子更容易立志。所谓“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一般家庭生活都提高了，尤其多半是独生子女，因之，这刻苦学习、尊师、尊敬父母等的“道”在这些家庭里灌输起来反而难度要大了，这些家庭也不容易出人才。

    明朝学者吕坤在所著呻吟语一书中曾说：“子弟生富贵家，十九多骄惰淫逸，大不长进。”近代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出身于有钱人家的孩子本身就是不幸。这些说法是比较公允的，古今莫不皆然。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最熟知的，西汉蔡邕的女儿蔡琰，父亲是朝中的大官，有身份有地位，算得上富贵之家了吧？可是，她父亲赐书四千多卷给她，历经战乱，已经荡然无存了。当曹操问她“犹能忆识之否？”她答道：“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于是缮书送给曹操，而且“文无遗误。”看到了吧？人都过了大半辈子了，她还能记诵四百多篇古典文籍。她学习的刻苦，由此可想而知。我们现在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吗？当然，据说矛盾能背诵红楼梦，不知是真是假。要之，当作家也是得下番苦功夫的吧？

    东汉的经学家郑玄，手下的学子，多达数百千人。连家中的奴婢皆读书，说话也不离诗经。一次，一个奴婢触怒了郑玄，被推到泥中。另一女婢过来，问她：“胡为乎泥中？”（诗经式微中的一句。），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诗经柏舟中的两句。）你看，连女婢都用诗经的句子问答，就像今天我们写文章、谈话引用马克思的经典语言一样，其谈吐的风雅可见一斑。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家庭的氛围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富贵之家也并不是都不出人才。关键就在于，是不是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就以蔡琰来说，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其父蔡邕当年就曾写过一本儿童启蒙教材劝学，足可见他对儿童教育的重视。所以，他女儿的博学多才，一点也不奇怪。

    还可以看到，要出人才，家庭的氛围也很重要。家里没点读书的空气，孩子能有兴趣读书吗？大人一天天唯钱是瞻，吃喝玩乐，孩子能有兴趣学习吗？

    小苗生长要有土壤，小孩子学习也得让他明白一定的道理，并给他创造一定的学习条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切都具备了，我相信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