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晚上,才将那块地碾压完。这一补救措施,果然奏效,不久,这块地里的麦苗就长出来了。
当年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没有太上心,也没有追问,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不组织全队的社员一起拉磙子?为什么两人利用晚上干?现在想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父亲的自尊心强,自己决策的事错了,怕别人说三道四,或让别人看笑话。干脆,自己干。但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通过这件事能充分地表现出,作为生产长的父亲,那种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体现了我父亲为了集体的利益,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甘愿奉献的精神。
父亲更是一位尊重知识,尊重文化,重视读书的人。我一直认为,虽然我父亲是位农民,一天学没上过,但他是位远见卓识,思想开通的人。
刚解放时,他只是参加过村里组织的扫盲夜校,认识了不少字,后来经过他自己的努力,达到了能读书看报的水平。那时候,上级下发的文件,他都能看懂。我入伍后写的家信,他基本上都能读下来,看明白。
我们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穷人,从我父亲这辈往上,好几辈子里找不出一个认字的文化人。他亲身体会到没有文化的痛苦。他更知道,孩子们如果不上学,不读书,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是永远没有出息的。所以,他无论自己吃多大的苦、出多大的力、受多大的难,都要供儿子们读书。在我们兄弟六个中,除二哥、三哥因当时的历史原因,没能上中学外,其余几个兄弟都是高中以上学历。
父爱如山。在我的眼里父亲就是一座山,是我们全家的一座靠山。曾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左右,前面三个哥哥都已经结婚分家另过了,家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却供着我们兄弟三个同时在上学。四哥、五哥分别在清水、万善两个公社读高中,我在本村里念中学。当时,在生产队干一天活一个工才值3角钱。我们家一年到头,吃的主粮就是用地瓜干面做的黑“窝窝头儿”连吃顿玉米面“窝窝头儿”都是一种奢望。在当时那个条件下,有的亲戚朋友就劝我父亲,你已经五十多岁了,靠你一个人干活,供三个孩子上学太累了,还是留下一个孩子在家里做帮手吧。可我的父亲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劝说,他的回答就是,只要孩子们自己愿意上学,能继续上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一个孩子失学。父亲就是以这样的决心和毅力,供我们三个兄弟读完了高中。如果不是我父亲咬牙支持我上学,我就没有资格参加后来的高考,更没有我的今天。
听母亲讲,要说最难、最苦的还数供我大哥在县城读书的时候。那是六十年代初,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次,大哥和我叔家的大姐从县城中学回来,两人进门就哭,父亲问他们为什么哭啊?他们说,学校要每人交8块钱的学费,两个孩子都知道,家里没有钱啊,张口向大人要,也是让大人作难,这才进门哭起来。父亲劝他俩:“不要哭,没钱我想办法,一定要让你们将学费带回去。”
当时家里确实一分钱都没有。那时候,国家困难,老百姓更困难,家家都没有钱,想借都没地方借去。母亲告诉我说:你父亲围着咱家的院子转了三圈,没有找到一件能值16块钱的东西可卖。这时,他见我们家的大黄狗卧在家门口,为了让两个孩子按时交上学费,那天,我父亲卖掉了那只大黄狗,才换回了十几元的学费。可见,当年我父亲为了供自己的孩子上学做了多大的难啊。
尽管我父亲为了供我们读书自己做了很多难,可是我父亲从来没有在孩子们面前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为难的情绪。别管是谁向父亲要学费,他都是二话不说,很痛快地答应。父亲是坚强的,他是全家人的主心骨,顶梁柱。他从来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从来不想让孩子们替他操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病重、病危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都守在他的床边。从县医院请来的一位副主任医师诊断后说:心、肺都已衰竭,老人已经不行了,并要我们做好后事的准备。这时候父亲的头脑还清醒,还能和我们进行语言交流。有时候,我看他的眉头紧皱,表情显得很痛苦,我问他:“爹,是不是难受啊?”父亲总是很平静地回答:“不难受。”一个处于病危中的老人哪能不难受呢,他是不想让孩子们分担他的痛苦,父亲一生就是这样,天大的困难,天大的痛苦都由他一个人承担。
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父亲永远活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