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在故乡里

队里挣工分（母亲及我们兄妹是商品粮户口）。每天晚上，外婆都要提醒我给她记工分（以便年底与队上的记工员对帐计总分、分口粮），就着煤油灯，我把她的出工写在一个小日历本的记事栏里——挖峁头（修理田边）、打垡子（把犁起来的土块打碎）、烧土粪（冬春两季将庄稼秸秆或树叶杂灌与田土堆积一块烧制农家肥）、点种子、间苗子、围肥（在包谷根部围上猪牛粪）、薅草、打包谷叶子、掰包谷、割黄豆、拔萝卜、砍包谷杆子、深翻（有一阵子公社倡导冬季深翻土地）从春到冬，一年四季，直把小日历本写得满满当当，不仅记录了外婆随季节变化所做的农事，而且连续几年都把她记成了生产队的劳模。

    当然，这也得感谢秦外公，他虽干不了重活，却一直勤恳地做着全家的炊事员。外婆晚上收工以及母亲与我们兄妹从学校回家，总能吃到热饭热菜。而且，每顿饭必有一个下饭菜，也就是把某一碗菜的油荤或辣椒放得重点；农忙季节，甚至每顿晚餐都有一道“硬菜”——或是放了数片腊肥肉的炒酱豆，或是腊瘦肉丝炒青椒。不过，这道“硬菜”秦外公往往会照顾外婆用得多些，常常在她饭碗的底部预埋一小铲。在我们看来，外婆做农活辛苦，多吃点好的那是天经地义。

    秦外公还是一位好饲养员。春夏时节，他把外婆与我们放学后打的猪草，捋成把儿使刀剁碎，用洗锅盆碗筷的厨水（那时没有化学洗涤剂）浸一浸，再像药引子一样地拌些包谷皮或小麦麸，猪爱吃得很；到了深秋隆冬，则将猪糠（将春季树木新发的嫩叶以及夏季的构树叶、葫芦叶、南瓜叶、土豆秧，秋季的红薯滕等剁碎晒干，储备至冬季猪食）放在厨屋的大锅里煮烂，趁热倒入猪槽，猪也吃得极欢。

    这样，我们家每年的春节，都有一头很肥的黑毛年猪。每年宰杀年猪刮尽猪毛、破肚开肠、逢中剖为两半后，外婆都必到现场，见证把猪的半边及猪板油过秤，与旧年的年猪比较比较重量，赞一赞大家为养年猪所做的贡献；当然，也方便她有准头地回应乡邻们关于年猪的话题。记得有一年，我家年猪的半边竟然重达175斤，板油加肠油达到37斤（黑毛土猪个头小，重量一般不超过300斤），成为生产队的年猪冠军，乡邻们无不称羡。

    那个时候，我们兄妹与母亲的食用油每人月定量仅有4两，全家全年全靠一头年猪改善生活。所以，外婆和秦外公对喂养年猪特别用心，也特别在意年猪的肉、油产量。现在想来，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外婆年年到杀猪现场过秤年猪，并非只是用以回应乡亲们嘴上有个说头，而是在新的一年还未开始的时候她就在谋划全家来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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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年近六旬，个头矮小，瘦削精干，做起农活来却不逊色于一名壮劳力。她性格刚强，做事泼辣，在外面从不认输，却从不与秦外公红脸。我们是外孙儿，但她对我们兄妹不娇不惯，甚至非常严厉。放学后，假期里，打猪草、拾柴禾、推磨、抬水、捡牛粪、砍站子（供黄瓜、四季豆秧子攀附生长的木杆）、扒叶子（冬天上山将落叶用竹扒子收拢，用背篓背回家垫猪圈）只要农家小孩子能做的事，她都安排我们去做，有时还规定数量标准。记得我上四年级的那年寒假，外婆要求我每天到后山拾两捆柴，到腊月三十达到30捆。我便每天去后山砍割杂灌，捆成捆后扛至屋后靠墙整齐排好，让外婆清点。

    有一年，母亲买了只母羊，一早一晚都由我赶着去后山放牧，后来，这只母羊生了两只小羊，更增添了我放羊的兴趣。我特别喜欢在雨天把羊赶至后山，带着斗笠，披着蓑衣，唱着歌，看羊们抢吃露水草的样子。

    大约从9岁开始，几乎每个周日一大早，我都要随母亲到店垭粮管所购买商品粮。两、三年间，我背负的粮食由十几斤涨到20多斤每次买粮，我和母亲都因为负重上坡累得汗流浃背，可心里总有一丝甜意——因为，我们的商品粮里，大约有30％的稻米。白果全是旱地，主产苞谷，村人一年四季都吃粗粮。而我家不仅可以偶尔吃一顿“两搀饭”（苞谷米搀稻米），在年节里更是可以吃上雪白的纯稻米饭。

    12岁那年，我嫌与妹妹抬水前后步伐不一致，上坎下坎桶荡水洒，我干脆自个儿试着从挑半担水开始，不久竟可贪心地挑得起大半担水了。从此，家里的用水，被我一人包了，每天一早一晚，我都要去一里之外的土堰挑回一、两担水来。

    1974年秋，我随父亲到重阳中学上初一（这年母亲也调到了距重阳10里远的白腊小学），直至高一（那时的初、高中学制各两年），3年里，每周六的下午，我都从重阳步行38里，赶在天黑之前回到外婆家。周日早早起床，把可容5担水的木缸挑满，再补挑一担连桶带水放在天星院的石阶上，供外婆与秦外公使用一周。无论雨雪天气，每周都不间断；有时延缓了满缸进程，周日下午继续完成任务，那就只好在周一天不亮起床往重阳赶。在路过浑水堰的一处坟茔时，害怕得手心捏汗，紧张得小跑而过；往往走完8里路到了店垭街，天才放亮，这样我便赶得上第二节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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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高中的所有寒、暑假里，我都必回白果。

    那些年，乡村教师的暑期不是集中培训学习，就是管理学农基地，父母还要带年幼的弟妹，整个暑假回白果呆不了几天。我是老大，年长几岁，又是男孩，父母便放心地让我在外婆家呆满整个假期。除了担水、帮外婆干些杂活外，便是每日上山拾柴。

    那片按人头分配给外婆扒叶子、烧柴禾用的山林不足5亩，满山都是可以做木耳的花栎树，生产队规定不能砍伐，只能捡枯枝、割杂灌做柴禾。为了采得树干上的枯枝，我发明了一个独特的办法——在山中寻到一根杂木树杈，制作成木钩，用绳子牢牢绑在长竹杆上，拾柴时带上它，到林间一棵一棵地寻觅树上的枯枝。一旦发现枯枝，便欣喜地把竹木钩伸向树干，钩住枯枝的中后段，随着枯枝的摇摆上下“闪”一“闪”再突然用力（有时整个身子随竹杆荡上去增加重力）下拽，只听“叭”的一声脆响，在枯枝落地的瞬间审势躲开，避过落枝伤到自己。冬天里，树叶都落光了，看上去枯枝与活枝没有区别，但只要用竹木钩钩住树枝，你就知道它是枯是活——枯枝硬实，钩子一碰，发出梆梆脆响；而活枝的绵软，则可通过竹木钩明确传导至手心，让你感知到它的鲜活。

    其实，这样在山上拾柴是件很快乐的事，冬天使劲运动，全身暖和；暑天则有林荫遮日，则有山风吹来，凉快。更让人美滋滋的是，当钩取的枯枝够得上一捆柴的时候，便去割几根柔纫结实的土楠木条，打结成“腰子”（鄂西北方言，捆柴禾用的捆索），寻一棵粗壮的树干分前后铺好，将枯枝由粗到细一根一根地像砌墙一样地靠着树干码到“腰子”上，枯枝的断头须对齐整，随着枯枝逐渐码完，一捆高约60公分、宽约20公分的干柴便行成了。当然，最后还有一道工序——捆柴——将土楠木条的一头弯迂成环，将另一头越过柴捆穿进环内，用力手拽脚踩，让枯枝更加贴实，待前后两道“腰子”把柴禾捆扎理顺，搬起来靠树立住，满意地欣赏、歇息一会儿，便可扛上自己的收获，唱着我是公社的小社员下山回家了

    可是，经过几个暑、寒假的搜寻，我竟将分给外婆看护的那片山林的枯枝采尽了。而我们所在的三小队，农户相对集中，各家都把供自己拾柴、扒叶子的那片山林看得很紧，我根本不敢冒然进入。从初二暑假开始，我便与邻村新街大队的几个同伴，去到六、七里外的三包垭或二小队的深山里拾柴。那里山大人稀，树林密集，干柴很多，农户看管也不那么严密。只是二小队里有个麻脸汉子，常常在山下喊话吓唬我们。后来大伙儿得知麻脸叫秦明发，当他再吓唬我们时，大家也在山上齐声回应：“秦明发，满脸麻”有一回，他气得撵上山来，大伙儿丢下柴禾便逃，我对麻脸说，我“嘎爷”（外公的意思）叫秦大茂，与你同姓，你别没收我的柴。麻脸说，你“嘎爷”我喊叔，那你也应喊我叔，叔让你把柴扛走。此后，我不曾再起哄叫过他“满脸麻”而且也有胆量在二小队的山上拾柴了。

    我拾柴禾一般都选择硬杂木，这样的柴质耐火经烧。而且，我把每捆柴禾都捆扎得贴实、整齐，扛回家秦外公将其一捆一捆码在磨屋的阁楼上。连续几个暑、寒假下来，竟然码满了半个阁楼。1985年我有了女友，在父亲任教的马良中学过罢春节，我带她回白果拜见老人，外婆特意把我女友引至磨屋，指着阁楼上未烧完的柴禾，说那是我的功劳，夸我小时候勤劳。

    记得当时，我攀上阁楼查看自己的劳动果实，发现好多柴禾都长了锯虫，楼梁上落满了锯末。我问外婆，柴都快烂掉了，您怎不烧啊？外婆悠悠地说，放那里是个念想。我心头一热，眼里顿时涌出了泪花——一直以来一向对我们严厉的外婆，原本是有着一颗柔畅百转的绵绵之心的，只是我明白得晚了些。在那个家里缺劳力、生活负担重的特殊年月里，外婆支使我们打小干这做那，现在看来，那是她在勤能补缺思想支配下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在外婆的骨子里，她是深深爱着我们的。在她进入古稀之年里，她把我儿时的劳动果实作为她的一种念想，作为散发着一种勤劳之美的光环佩带给我，推介给我的女友，为她业已长大成人的外孙不动声色地增添着爱的砝码，可谓心细如丝，爱意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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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父母先后从马良中、小学调至县城，我和大妹也在县直机关工作，我们的家才算真正结束了那种漂忽不定的情形。

    1990年初夏，与外婆相依为命40年的秦外公因为长年卧病在床，不忍再拖累外婆，乘外婆不在身边时，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用裤带一头拴着床头、一头系着自己的脖子，将身子滑到床下结束了自己对外婆的拖累。噩耗传来，我们全家赶回白果，母亲掏全部费用安葬了秦外公。外婆说，你们“嘎爷”走了，我在白果便没了牵挂。母亲说，以前接您到县城，你总是放心不下，这回就一起走吧。

    外婆在县城跟母亲生活了15年，其间仅仅回了一趟白果。但每到年节里，她总是念叨着白果；在晴好的日子里，总是站在阳台上久久凝望着西南方向——那里有她劳作了半个世纪的白果，有与她一起沐浴过40年风雨而长眠于白果的秦外公；或许，在她的内心深处，也还有着被从白果后山卷席筒内搜走做壮丁而一去不复返的我的前外公，以及对他碎片似的回忆

    2006年秋，父母谋划把住了近20年而未装修的房子装修一下，92岁高龄的外婆主动提出回白果舅舅家住一段日子。似乎是她自己已意识到了什么，离开县城时，她非得让母亲把给她准备的老衣全部带上，并把逢年过节或生日我们孙辈孝敬她、由她自己积攒的几千元现金交给母亲，果绝地回到了白果。

    这年初冬，我从市里去保康调研，专程绕道白果看望外婆，她躺在床上竟然认不出我了。舅舅说外婆得了一场感冒后，意识就不大清醒了。握着她枯瘦的手，我不断自报着我是“海涛”的奶名，外婆最终知道了我是谁。她说，路那么远，你怎么有空儿回了？我说是工作顺便，专门来看您的。外婆艰难而满意地笑了笑。离开舅舅家时，我心情沉重地感到外婆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是很多了，我嘱咐表弟有什么事随时通知。

    外婆终未熬过年关。腊月初五，她没留任何遗言也没留什么遗憾地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与已调至外地工作的妹妹相约一起赶回白果，表弟对我们说，外婆是在他怀里离世的，走时面容安详，略带笑意。听表弟这样一讲，我劝在棺前痛哭的母亲说，外婆算得上高寿了，生前您该尽的孝没有未尽到的，她走得满意，您不要哭坏了自己的身子。母亲听我这么一劝，心里宽敞了许多。

    整个通宵，我们全家与村里来的乡邻为外婆守灵，悲哀的孝歌悠悠地唱着——那是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沮水呜音，寒夜里听起来悲怆中透出一丝诡谲楚之呜音，人神景仰——那“呜呜”之声，是我们对外婆最好的送别与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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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晃，外婆已走10年，其间也有去过白果给外婆送纸钱，却终是去的不勤。2016年春节前夕，保（康）宜（昌）高速通车，大年初三，弟弟开车带上母亲和我与妻子，仅仅1个小时便到了白果。

    算来我家真正迁离白果已有40余载，这么多年里，偶回白果也仅止步于老屋。

    这次回村，祭拜完老人，我特意走到大埫的中央，去看担过水的土堰，去看埫边的天坑；又绕村一周，去看冲子里的人家，去看儿时的学校；当然，更是久久凝眸了一回拾过柴禾的山林，打过猪草的山冲

    儿时的眼界确实窄小，总以为白果缺水而没有灵气，山大而不见秀气。现在看来，白果却有其独特之美——冲子虽无河流润泽，却土地肥沃，适宜多种旱作物生长。山呢，规模庞大却并不高峻，且山山有树，峰峰有林；尤其村中心的那座山，一峰独起，在其东面像骆驼背一样蓦地凹陷为一个垭口，却又紧衔着东山，分割着前冲与后冲。小时候站在门前，老觉得它挡住了西边的视线，现在再看，它与西南面的天宝寨交相错落，双峰并峙，极有韵味。三条冲子的大埫中间，土堰依旧保留完好，堰水依然清澈似镜，或许是每家每户都建了自来水窖，无人再到土堰担水，通往土堰的路有些荒芜，土堰也显落寞，但却透出了一种原生态的美。

    村上人家，传统土屋居多，屋后修竹依依，屋前菜畦青青，疑是春天提前来临。一路走村，我先后与李姓、谢姓人家在屋场边简单交流，并走进詹姓人家拜年。詹家老小正乐呵呵地围座于火笼边取暖，外出打工的女儿穿着时尚，还带回了湖南籍女婿一起过年。我自报姓名，男主人吃惊地说，从你十多岁离开村子就没再见过你，如今也该50多了吧；你母亲在村小教过我，我比你高一年级呢。女主人连忙要去做饭留我吃，我道谢说，舅舅家的饭须得吃啊，以后有机会再来吃嫂子的饭吧。

    村人的热情好客与纯朴厚道，村景的自然和谐与恬淡静美，使我的心田荡起了安妥的涟漪。是谁说过，人只在自己故乡的树下才得安憩。对于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因素影响而自幼感到漂移在故乡里的我来说，白果的意义正在于此。

    白果，我长青的生命之树，这些年来，每每来此祭奠老人，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外婆看着我们成长而自豪地讲过的一句话：

    ——你们，是我这棵杉树蔸上发的芽！

    稿于2016年7月

    注：一种寄生在树叶上的绿色毛虫，毒性很强，剌人后局部立即肿疼异常，但找到它后连同树叶一并摘下，用石头砸了涂于患处立刻可以削肿止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