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适

    　　周国平说：“闲适和散漫都是从俗务中抽身出来的状态，心境却迥异。闲适者回到了自我，在自己的天地里留连徜徉，悠然自得，内心是宁静而澄澈的。散漫者找不到自我，只好依然在外物的世界里东抓西摸，无所适从，内心是烦乱的。”

    我倒觉得那些找不到自我，在外物的世界里东抓西摸、无所适从、内心烦乱的状态，与其说是散漫，毋宁说是浮躁。散漫者只在内心的深层找不到自我——换言之，他们对自己的缺乏自我大多并无深刻的、明确的觉察，他们往往也悠然自得，内心往往也宁静——但这只是浅层的宁静。二者更主要的区别则是：闲适是从俗务中抽身，而散漫则是从正务中抽身。

    闲适的对面不仅有散漫，比如说还有浮躁、勤勉等。

    正如散漫之与闲适，浮躁之与勤勉也是外表相似而内核迥异。二者都是沉溺于事务中而不能自拔（都不闲适）。但前者是迷失自我的忙乱，效益低下甚至无效益可言，它始终在生活的浅层漂浮、跳越；后者对自己的生活有明确的认知，从自我出发，或兼顾“他我”有条不紊的忙于繁多的事务，是有效的，它能够深入生活的内部。

    我们不能说勤勉国事、日理万机的总理闲适，但也决不能说他散漫。鲁迅说他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了；但鲁迅显然也不是散漫。

    闲适作为一种生活观念和心理状态，无可非议。但闲适的本质是“自我”的恬淡。在很多情况下，它并不值得我们奉上过多的称许和赞誉。现代文学史上，以闲适著称的文人莫过于周作人和林语堂了。他们在国难当头、风雨如磐的年代，仍能躲进虚幻的象牙塔里品茗，著文——著一些恬淡的雅致的小品文，以示他们的会享受生活。我无意对这类人求全责备。我始终认为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底线，应该是不作坏人。但我要说：一千个闲适的周作人和林语堂们，其价值抵不上一个不闲适的鲁迅。

    所以，我并不认为闲适是一种至上的人生境界。

    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仍旧是一种值得提倡甚至赞许的人生境界。

    正如闲适之不同与散漫，它和怠惰也有本质的区别。

    闲适是人生的一道减法。它不是消极的倦怠，而是积极的隐退。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闲适是对这不如意的淡化和释放。烦恼少了，快乐多了。痛苦轻了，幸福重了。仇恨去了，友爱来了。忙碌远了，轻松近了。而怠惰则是一道除法，它将我们的毅力、信念、进取心和生命中一些积极的因素慢慢地化整为零，尽管它也能给我们短暂的“享受”实际上它像有害细菌一样慢慢地吞噬着我们的人生。

    在这个一切都沸腾的时代，小小的我，小小的你，需要一点点闲适，一个很小的角落，让我们终日忙忙碌碌的疲惫的心灵作片刻安静的放松，就像一颗无规则做布朗运动的尘埃，最终要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它漂泊的灵魂，抵达生命的暖房。如果我们一味忙于在尘世中追名逐利，忽略了生命本身在动态中也需要一点点静态的闲适；那么我们便无暇思考：在眼花缭乱的身外之物中有多少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呢？那么我们本以为在勤勉自己的事业，但也许却陷入了效益底下乃至无效的浮躁。

    但身处大浮躁的时代，我们如同一个贫穷的孩子，一点点原本触手可及的闲适，却显得那么奢侈。终日心灵劳役的我们哪里懂得闲适是生命赏赐我们的礼物呢？

    对于生活中遇到的诸多挫折、失败、困境等不幸的遭遇，拿得起是一种从容和自信，放得下是一种闲适和智慧。因为懂得调节创造闲适，心中的负荷轻了，挫折、沮丧甚至不幸的遭遇便如同过眼烟云而逝，而不至于成为戕刺心灵的利器。

    并不是人人都能并且都会闲适。能够闲适是一种幸运，懂得闲适是一种艺术。孙中山、鲁迅、周恩来未见得不懂这门艺术，但却没有这份幸运。有些人天生是要作基督来救世的。而更多的沉于俗务的你我，则因缺乏一颗澄明的与世无争的心，便注定永远在这门艺术的门外奔走终生。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静观天上云卷云舒。闲适，是人生的一种达观和境界。从繁重的心灵苦役中把自己解放出来，一点点闲适就是一点点雨后的彩虹，一点点乌云背后的艳阳，一盘盘素淡的人生点心。

    苏东坡说：“惟江上之秋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实在是尝尽人生三味的幸运的智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