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①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2。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3,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4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5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6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7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8了的缘故。

    三

    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9,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10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11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

    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

    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

    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

    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

    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

    黄祸来了!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12,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13,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14,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

    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

    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

    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

    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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