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十六

，请如初。诏许之。

    先是，益、利盐入最薄，故并食大宁监、解池盐，商贾转贩给之。庆历中，令商人入钱货益州以射大宁监盐者，万斤增小钱千缗，小钱十当大钱一。贩者滋少，蜀中盐踊贵，斤为小钱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彦博以为言，诏皆复故。

    四路盐课，县官之所仰给，然井源或发或微，而积课如旧，任事者多务增课为功，往往贻患后人。时方切于除民疾苦，尤以远人为意，有司上言，辄为蠲减。初，盐课听以五分折银、绸、绢，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银一两、绸绢一匹折钱六百至一千二百，后诏以课利折金帛者从时估。荆湖之归、峡二州，州二井，岁课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给本州。

    熙宁中，蜀盐私贩者众；禁不能止。欲尽实私井，运解盐以足之，议未决。神宗以问修起居注沈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议遂寝。九年，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十万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东川产盐，昨转运司商度卖陵井场，遂止东盐及闭卓筒井，失业者众，言利之臣，复运解盐，道险续运甚艰；成都盐踊贵，东川盐贱，驱民冒法。乞东川盐仍入成都，勿闭卓筒井，罢官运解盐。"诏商贩仍旧，卖解盐依客商例，禁抑配于民。未几，官运解盐竟罢。

    元祐元年，诏委成都提点刑狱郭概体量盐事。右司监苏辙劾概观望阿附，奏不以实，且言："四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斤为钱百二十，近岁碱泉减耗，多杂沙土；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贩小井白盐，价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概不念民朝夕食此贵盐。"诏遂罢概，今黄廉体量以闻。上封事者言："有司于税课外，岁令井输五十缗，谓之官溪钱。"诏付廉悉蠲之。诏自今溪有盐井输课利盐税外，毋得更增以租。

    崇宁二年，川峡利、洋、兴、剑、蓬、阆、巴、绵、汉、兴元府等州，并通行东北盐。四年，梓、遂、夔、绵、汉州、大宁监等盐仍鬻于蜀，惟禁侵解盐地。

    绍兴二年，四川总领赵开初变盐法，仿大观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大抵与茶法相类，而严密过之。斤输引钱二十有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六，其后又增贴输等钱。凡四川四千九百余井，岁产盐约千余万斤，引法初行，百斤为一担，又许增十斤勿算以优之，其后递增至四百余万缗。二十九年，减西和州卖盐直之半。

    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质、总领程价言："推排四路盐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场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场一百五十依旧额煎输；其自陈或纠决增额者井一百二十五、场二十四，并今渲淘旧井亦愿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无盐之井，即与刬除，不敷而抱输者，即与量减；共减钱引四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钱引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户免困重额。"七年，元质又言："盐井推排，所以增有余补不足，有司务求赢余，盈者过取，涸者略减，尽出私心。今后凡遇推排，以增补亏，不得逾已减之数。"十一年，以京西转运副使江溥言金州帅司置场拘买商盐，高价科卖，致商旅坐困，民食贵盐，诏金州依法听商人从便买卖，不得置场拘催。

    初，赵开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鬻盐，输土产税而已。然碱脉有盈缩，月额有登耗，间以虚钞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担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绝之井，许增额承认，小民利于得井，界增其额，而不能售，其引息土产之输，无所从出，由是刎缢相寻，公私病之。

    光宗绍熙三年，吏部尚书赵汝愚言："绍兴间赵开所议盐法，诸井皆不立额，惟禁私卖，而诸州县镇皆置合同场，以招商贩，其盐之斤重，远近皆平准之，使彼此均一而无相倾夺，贵贱以时而为之翕张。今其法尽废，宜下四川总所视旧法施行。"时杨辅为总计，去虚额，闭废井，申严合同场法，禁斤重之逾格者，而重私贩之罚，盐直于是顿昂。辅又请罢利州东路安抚司所置盐店六，及津渡所收盐钱，与西路兴州盐店。后总领陈晔又尽除官井所增之额焉。

    五年，户部言："潼川府盐、酒为蜀重害。盐既收其土产钱给卖官引，又从而征之，矧州县额外收税，如买酒钱、到岸钱、榻地钱之类，皆是创增。"于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诸司。宁宗嘉定七年，诏四川盐井专隶总所，既而宣抚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军兴，乃复夺之。

    茶 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初，京城、建安、襄复州皆置务，后建安、襄复州务废，京城务虽存，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鬻皆就本场。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则江陵府、潭、澧、鼎、鄂、岳、归、峡七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百二十七万九千余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余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悉送六榷务鬻之。

    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唯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者。买腊茶斤自二十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腊茶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十等。

    民之欲茶者售于官，给其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计直于茶如京师。至道末，鬻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余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余贯。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

    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园户辄毁败茶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旧茶园荒薄，采造不充其数者，蠲之。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轻减。太平兴国二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淳化三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本条加一等论。凡结徒持杖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兴国四年，诏鬻伪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雍熙二年，民造温桑伪茶，比犯真茶计直十分论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损官课言加犯私盐一等，非禁法州县者，如太平兴国诏条论决。

    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及颗、末盐。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茶盐于江、淮。

    淳化三年，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请罢诸榷务，令商人就出茶州军官场算买，既大省辇运，又商人皆得新茶。诏以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与映副之。四年二月，废沿江八务，大减茶价。诏下，商人颇以江路回远非便，有司又以损直亏课为言。七月，复置八务，罢制置使、副。至道初，刘式犹固执前议，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言商人市诸州茶，新陈相糅，两河、陕西诸州，风土各有所宜，非参以多品则少利，罢榷务令就茶山买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说，命宰相召盐铁使陈恕等与式、允恭定议，召问商人，皆愿如淳化所减之价，不然，即望仍旧。有司职出纳，难于减损，皆同允恭之说，式议遂寝。即以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二年，从允恭等请，禁淮南十二州军盐，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以茶。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积，岁课增五十万八千余贯，允恭等皆被赏。

    初，商人以盐为急，趋者甚众，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场耗，随所在饶益。其输边粟者，持交引诣京师，有坐贾置铺，隶名榷货务，怀交引者凑之。若行商，则铺贾为保任，诣京师榷务给钱，南州给茶；若非行商，则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及南北和好罢兵，边储稍缓，物价差减，而交引虚钱未改。既以茶代盐，而买茶所入不补其给，交引停积，故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数年之外，京师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价，官私俱无利。是年，定监买官亏额自一厘以上罚奉、降差遣之制。

    景德二年，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旧制详定，而召茶商论议，别为新法：其于京师入金银、绵帛实直钱五十千者，给百贯实茶，若须海州茶者，入见缗五十五千；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茶增十千，次边增五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陕西缘边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须海州茶者，纳物实直五十二千，次边所增如河北缘边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给，皆如京师。河北次边、河东缘边次边，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过，当输算，令记录，候至京师并输之。仍约束山场，谨其出纳。议奏，三司皆以为便。五月，以溥为淮南制置发运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虑未尽其要，三年，命枢密直学士李浚等比较新旧法利害。时新法方行，商人颇眩惑，特等请罢比较，从之。

    有司上岁课：元年用旧法，得五百六十九万贯，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万贯，三年二百八万贯。特言"所增盖官本少而有利"，乃实课也，所亏虚钱耳。四年秋，特等皆迁官，仍诏三司行新法，不得辄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编成茶法条贯并课利总数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旧有交引而未给者，已给而未至京师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数，折纳入官。大约商人有旧引千贯者，令新法岁入二百千，候五岁则新旧皆给足。官府有茶充公费者，虑其价贱乱法，悉改以他物。山场节其出耗，所过商税严其觉举。诸榷务所受茶，皆均第配给场务，以交引至先后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处，日夜走僮使赍券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监买官赏罚之式，凡买到入算茶，及租额递年送榷务交足而有羡余者，即理为课绩，其不入算者，虽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岁课二百余万贯，六年至三百万贯，七年又增九十万贯，八年才百六十万贯。

    是时数年间，有司以京师切须钱，商人旧执交引至场务即付物，时或特给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复令别输二分见缗，谓之贴纳。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无贴纳，则贱鬻于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岁之内文移小改至十数者，商人惑之，顾望不进。乃诏刑部尚书冯拯、翰林学士王曾详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为言，而上封者犹竞陈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学士李迪、权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杂吕夷简与三司同议条制。时以茶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陕西交引愈贱，鬻于市才八千。知秦州曹玮请于永兴、凤翔、河中府官出钱市之，诏可。迪等以入中缗钱、金帛，旧从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请令十分输缗钱四五，又定加饶贴纳之差。然凡有条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务执前制，罕所变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请放行茶货。左谏议大夫孙奭言："茶法屡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经久之制。"即诏奭与三司详定，务从宽简。未几，奭出知河阳，事遂止。三司言："陕西入中刍粮，请依河北例，斗束量增其直，计实钱给钞，入京以见钱买之，愿受茶货交引，给依实钱数，令榷货务并依时价纳缗钱支茶，不得更用刍粮文钞贴纳茶货。"诏每八百千，增五千茶与之，余从其请。时陕西交引益贱，京师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五年，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阁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师市而毁之。

    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犀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偫，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初，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总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余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杂费不预，是则虚数多而实利寡，请罢三说，行贴射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害，故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不尽，或无人贴射，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者，计所负数如商人入息。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

    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为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增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为八万。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量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给券至京，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说。

    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为轻重，而论者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会江、淮计置司言茶有滞积坏败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又遣官行视茶积。谘等因条上利害，且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八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以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反亡本钱三之一，得不偿失，敝在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说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五万一千至六万二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五十七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入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贵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以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以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旧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计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坏败不可用者尔。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动摇，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毋为流言所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赐典吏银绢有差，然论者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