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说过,菲律宾人并不喜欢中国人。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经营能力强,招起菲律宾人的忌妒。那么,假若蒋匪与他的匪帮都到菲律宾去投资,剥削菲人,大概菲人会起来反抗的。一旦菲人起来反抗,那些在菲的侨胞便会吃挂误官司。蒋匪真是不祥之物啊!
舟离日本,遇上台风。离马尼拉,再遇台风。两次台风,把我的腿又搞坏。到香港——十一月四日——我已寸步难行。
三、香港
下船好几天了,我还觉得床像是在摇晃。海上的颠簸使我的坐骨神经痛复发了,到现在几乎还无法行走。香港大学又在山上,每次出门都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
我在此地已呆了十天,仍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北京。此地有许多人等船北上,所以很难搞到船票。看来,我还得再呆上一段时间,我没法从这里游回家去。
两个多星期了,可我仍搞不到去北方的船票。在这期间,病痛却一天天加剧,我已根本无法行走。一位英国朋友正努力帮我搞一张到天津的船票,但我实在怀疑他是否能行,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离开香港。
等船,一等就是二十四天。
在这二十四天里,我看见了天津帮,山东帮,广东帮的商人们,在抢购抢卖抢运各色的货物。室内室外,连街上,入耳的言语都是生意经。他们庆幸虽然离弃了上海天津青岛,而在香港又找到了投机者的乐园。
遇见了两三位英国人,他们都稳稳当当的说:非承认新中国不可了。谈到香港的将来,他们便微笑不言了。
一位美国商人告诉我:“我并不愁暂时没有生意;可虑的倒是将来中外贸易的路线!假若路线是‘北’路,我可就真完了!”
我可也看见了到广州去慰劳解放军的青年男女们。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的确有纪律,有本事,有新的气象!我们还想再去!”
好容易,我得到一张船票!
不像是上船,而像一群猪入圈。码头上的大门不开,而只在大门中的小门开了一道缝。于是,旅客,脚行,千百件行李,都要由这缝子里钻进去。嚷啊,挤啊,查票啊,乱成一团。“乐园”吗?哼,这才真露出殖民地的本色。花钱买票,而须变成猪!这是英国轮船公司的船啊!
挤进了门,印度巡警检查行李。给钱,放行。不出钱,等着吧,那黑大的手把一切东西都翻乱,连箱子再也关不上。
一上船,税关再检查。还得递包袱!
呸!好腐臭的“香”港!
四、天津
二十八日夜里开船。船小(二千多吨),浪急,许多人晕船。为避免遭遇蒋家的炮舰,船绕行台湾外边,不敢直入海峡。过了上海,风越来越冷,空中飞着雪花。许多旅客是睡在甲板上,其苦可知。
十二月六日到仁川,旅客一律不准登岸,怕携有共产党宣传品,到岸上去散放。美国防共的潮浪走得好远啊,从三藩市一直走到朝鲜!
九日晨船到大沽口。海河中有许多冰块,空中落着雪。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
因为潮水不够,行了一程,船便停在河中,直到下午一点才又开动;到天津码头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税关上的人们来了。一点也不像菲律宾和香港的税吏们,他们连船上的一碗茶也不肯喝。我心里说:中国的确革新了!
我的腿不方便,又有几件行李,怎么下船呢?幸而马耳先生也在船上,他奋勇当先的先下去,告诉我:“你在这里等我,我有办法!”还有一位上海的商人,和一位原在复旦,现在要入革大的女青年,也过来打招呼:“你在这里等,我们先下去看看。”
茶房却比我还急:“没有人来接吗?你的腿能走吗?我看,你还是先下去,先下去!我给你搬行李!”经过这么三劝五劝,我把行李交给他,独自慢慢扭下来;还好,在人群中,我只跌了“一”跤。
检查行李是在大仓房里,因为满地积雪,不便露天行事。行李,一行行的摆齐,丝毫不乱;税务人员依次检查。检查得极认真。换钱——旅客带着的外钞必须在此换兑人民券——也是依次而进,秩序井然。谁说中国人不会守秩序!有了新社会,才会有新社会的秩序呀!
又遇上了马耳和那两位青年。他们扶我坐在衣箱上,然后去找市政府的交际员。找到了,两位壮实,温和,满脸笑容的青年。他们领我去换钱,而后代我布置一切。同时,他们把我介绍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大家轮流着抽空儿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几句美国的情形。啊,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贼。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
检查完,交际员们替我招呼脚行,搬运行李,一同到交际处的招待所去。到那里,已是夜间十点半钟;可是,滚热的菜饭还等着我呢。
没能细看天津,一来是腿不能走,二来是急于上北京。
但是,在短短的两天里,我已感觉到天津已非旧时的天津;因为中国已非旧时的中国。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国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见了那渐次变为法西斯的美国,徬徨歧路的菲律宾,被军事占领的日本,与殖民地的香港。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二者所激起的潮浪与冲突。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