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罗成关。”
二十三岁那一年的确是我的一关,几乎没有闯过去。
从生理上,心理上,和什么什么理上看,这句俗语确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据一位学病理学的朋友告诉我:从十八到二十五岁这一段,最应当注意抵抗肺痨。事实上,不少人在二十三岁左右正忙着大学毕业考试,同时眼睛溜着毕业即失业那个鬼影儿;两气夹攻,身体上精神上都难悠悠自得,肺病自不会不乘虚而入。
放下大学生不提,一般的来说,过了二十一岁,自然要开始收起小孩子气而想变成个大人了;有好些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留下小胡子玩玩,过一两星期再剃了去,即是一证。在这期间,事情得意呢,便免不得要尝尝一向认为是禁果的那些玩艺儿;既不再自居为小孩子,就该老声老气的干些老人们所玩的风流事儿了。钱是自己挣的,不花出去岂不心中闹得慌。吃烟喝酒,与穿上绸子裤褂,还都是小事;嫖嫖赌赌,才真够得上大人味儿。要是事情不得意呢,抑郁牢骚,此其时也,亦能损及健康。老实一点的人儿,即使事情得意,而又不肯瞎闹,也总会想到找个女郎,过过恋爱生活,虽然老实,到底年轻沉不住气,遇上以恋爱为游戏的女子,结婚是一堆痛苦,失恋便许自杀。反之,天下有欠太平,顾不及来想自己,杀身成仁不甘落后,战场上的血多是这般人身上的。
可惜没有一套统计表来帮忙,我只好说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个“罗成关论”是可以立得住的。就近取譬,我至少可以抬出自己作证,虽说不上什么“科学的”但到底也不失“有这么一回”的价值。
二十三岁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十五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我记得:一份肉丝炒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钝带沃两个鸡子,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要是预备好十五枚作饭费,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
自然那时候的中交钞票是一块当作几角用的,而月月的薪水永远不能一次拿到,于是化整为零与化圆为角的办法使我往往须当一两票当才能过得去。若是痛痛快快的发钱,而钱又是一律现洋,我想我或者早已成个“阔老”了。
无论怎么说吧,一百多圆的薪水总没教我遇到极大的困难;当了当再赎出来,正合“裕民富国”之道,我也就不悦不怨。每逢拿到几成薪水,我便回家给母亲送一点钱去。由家里出来,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因为看戏有了瘾,我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颇好喝,凑上二三知己,便要上几斤;喝到大家都舌短的时候,才正爱说话,说得爽快亲热,真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来。这的确值得记住的。喝醉归来,有时候把钱包手绢一齐交给洋车夫给保存着,第二日醒过来,于伤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羁之感。一次,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里。好友卢嵩庵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又约来两位朋友——内中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干什么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铜元百枚,约合大洋七角多,因这是古时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将立起来,不晓得——至今还不晓得——我怎么上了床。牌必是没打成,因为我一睁眼已经红日东升了。
也学会了打牌。到如今我醒悟过来,我永远成不了牌油子。我不肯费心去算计,而完全浪漫的把胜负交与运气。我不看“地”上的牌,也不看上下家放的张儿,我只想象的希望来了好张子便成了清一色或是大三元。结果是回回一败涂地。认识了这一个缺欠以后,对牌便没有多大瘾了,打不打都可以;可是,在那时候我决不承认自己的牌臭,只要有人张罗,我便坐下了。
我想不起一件事比打牌更有害处的。喝多了酒可以受伤,但是刚醉过了,谁都不会马上再去饮,除非是借酒自杀的。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害,还要往下干,有一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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