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实在过于狭窄,使我们无法忍受,大家决定要把它加宽,说干就干,我们用小刀在煤层里刨挖,然后把挖下的煤块扔到水里。
因为我们的脚下已经有着吃得住劲的立足点,加宽平台的工作并不太难;在挖掉了很多煤块以后,我们的监牢加宽了。
当我们能够伸着腿平躺下去,再也用不着悬腿坐着的时候,我们肢体上的痛苦大大缓解了。
虽然卡洛利的大圆面包每次都是按最小分量分到卡洛利和我的手里的,但我们两个人都已亲眼看着它分完。而且,那最后剩下的一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分到我们手里的,那就是:当老夫子最后一次给我们分面包的时候,从几个挖煤工的眼神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下一次再分的时候还依旧没有他们的份儿,那他们是决不会再容忍下去了,幸好往后已经没有面包可分了。
这样一来,大家再也没有话好说了。
开始被困的时候,我们的话多极了,时间越长,我们变得越不爱说话,说话的内容也越来越简单,永远都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人们用什么办法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被关在这里有多久了?
但是,连这两个问题,人们也已经感到冷漠了。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说了自己的看法,别人未必就会有反应;即使有,也只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哪怕有谁在一天之内对自己提出的看法颠三倒四地作几次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也决不会引起别人的恼怒或认真的反驳。
“好吧,看看吧。”
我们困在这里已经有两天或者六天?这只有到了我们获救的时刻才会知道。但这一时刻会到来吗?我很怀疑。
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怀疑,有时我的伙伴们偶然流露出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证实他们同我一样,也是满腹疑虑。
“如果我死在这里,”贝关乌说,“公司会给我的老婆和孩子一笔抚恤金,他们至少用不着再去要饭,依我看,这也死得安心了。”
当然,老夫子作为众人之首,他自认为不仅要保护我们不遭灾难,还要拯救我们于自我绝望之中。所以一旦我们当中有谁表现出自暴自弃,他便马上用好言去宽慰他。
“你和我们一样,都不会死在这里的。吊桶在工作,水正在退下去。”
“哪儿的水在退?”
“井下的水。”
“那巷道里的水呢?”
“也会退的,但必须等待。”
“您说,贝关乌,”这个插话的人是卡洛利,他对于说反话是从不失时机的,而且反应得特别快,“如果这个公司象老夫子从前的那个一样破产了呢?那您的老婆就要被人偷走了。”
“少废话,白痴!公司富得很。”
“公司有了矿井才有钱!可现在,哈哈,矿井淹在水里了。不过,我嘛,我倒宁可在外面而不愿意困在这里。”
“你是说?”
“谁叫这些经理先生和工程师先生平时都那么神气?现在正好教训教训他们。我巴不得工程师先生也在井下,那才有趣哩,不是吗?‘工程师先生,您是不是该带上一个罗盘呢?’”
“就算工程师也在下面,你这个白痴也还不是照样要憋死在这里,我们也一样。”
“啊,你们这些人,告诉你们,我不过拿工程师开开玩笑,你们用不着不好意思。我嘛,我还有别的事等着要干哩,谁能帮个忙去晒晒我的栗子呢?我想劳驾请工程师上去帮这个忙,‘向您致敬,工程师先生!’”
老夫子的感情本来就是深藏不露的,卡洛利这个人,他对什么事都不大在乎,现在除了他们这两个人,在我们其余的人的嘴巴里,你不会再听到脱险或得救这样的字眼,因为从我们内心深处涌出来的那些话,几乎句句都带上“死亡”和“被抛弃”这两个词。
“老夫子,你说的是废话,吊桶是永远也排不干水的。”
“我已经给你计算过不下二十次了,耐心点吧!”
“光靠计算是不能把我们从这里救出去的。”巴契思忖着说。
“那谁来救我们呢?”
“仁慈的天主。”
“可能。既然是天主把我们放在这里的,”老夫子回答说,“也只有他才能把我们救出去。”
“我只指望天主和圣母来救我们,而不是那些工程师先生。刚才我向圣母祈祷时,感到耳边轻轻吹过一阵微风,好象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如果你将来愿意过一个热心教友的生活,你将得救。’我答应了。”
“他和他的圣母都是畜生!”贝关乌站了起来喊道。
巴契信天主教,贝关乌信的是基督教加尔文宗。如果说圣母在天主教内受到极高崇敬的话,那她在基督教加尔文宗内却一钱也不值;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圣母,不承认所有位于天主和人之间的中介者,如教皇、诸圣和天神。
巴契讲的求圣母保佑的说法,要是在别的地方,那是不会引起争论的。但是,这是在塞文省的中心地带,是在一个曾经在十七世纪发生过宗教武斗的城市里,这个城市,在那个时候,一半对一半的居民曾经互相殴斗过。那么现在巴契的话也好,贝关乌的反唇相讥也好,都势必引起一场争纷,这已是无法避免的了。
这两个人已经同时从狭窄的平台上站了起来,互相提防着,准备交手。
老夫子一只脚踩着加斯巴尔大叔的肩膀,上到平台的高处,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
“如果你们想打架,”他说,“等你们出去以后再打。”
“要是我们出不去呢?”贝关乌反问道。
“那就证明你是对的,巴契是错的。因为巴契在祈祷的时候,他得到了出得去的允诺。”
这一回答的好处是能使对立的双方都满意。
“我会出去的。”巴契说。
“你出不去。”贝关乌回答。
“用不着再争论不休,很快就会知道谁对谁错。”
“我能出去。”
“你出不去。”
由于老夫子的调停,争吵幸而平息了,但大家的头脑里却都蒙上了一层再也无法排除的阴影。
“我相信我会出去,”巴契沉默片刻之后又说,“当然,我们现在在这里,那是因为我们中间有着天主要惩罚的恶人。”说着,他故意向贝关乌看了一眼。
贝关乌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同意他对手的说法。
“这是肯定的,”他说,“上帝要给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补过和赎罪的机会。这个人是巴契还是我?我不知道。至于我,我所能说的,就是多亏这些时候我一直是个守规矩的基督教的教友,在上帝面前我的良心是平安的,我现在祈求上帝宽免我的过失。”说完,他双膝跪下,一下、两下,捶打自己的心口1。
1 跪着捶打自己的心口。这在天主教和加尔文宗基督教内,是教徒忏悔时的一种动作。这种动作,在他们现在的新派教徒内已不被采用。
“而我呢,”巴契大声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灵魂上没有犯过罪2,我现在当着大家的面‘发痛悔’3。但我仁慈的护守天神和我的主保圣人圣若望,他们都知道,我从来没有故意犯过罪,我从未对别人做过亏心事。”
2 这里所说的“犯罪”,是属于宗教语言,不仅是指抵触法律的犯罪行为,也指灵魂上(即思想上)的抵触上帝十诫的行为。
3 发痛悔,是天主教教规上的专词,指把所犯的罪,全部亲口坦白,并表示痛改前非。
我不知道是这阴森的监牢还是对死亡的恐惧,或者是饥饿所造成的虚弱和勉强照亮这古怪场面的矿灯的神秘的火光,使我听了巴契和贝关乌的公开忏悔后,内心也深深地受到震动,也准备跪下来和他们一道忏悔。
突然,背后有人发出一声嚎啕,我转过身来,看见高大的贡贝鲁已经跪倒在地上。几个钟点以前,他就离开了平台的高处,下到我们躺坐的地方,占据了卡洛利的一部分位置,紧贴在我的身后。
“那个罪人,”他哭喊着,“不是巴契,也不是贝关乌,是我。仁慈的天主惩罚的是我呀!但我痛悔,我痛悔。大家都听着!我把事情全盘托出。如果我出去了,我发誓要补赎我犯过的罪,要是出不去,请求你们替我弥补吧!一年前,有人告胡盖特在韦达尔大娘房里偷了一块表,他被判了五年徒刑。胡盖特是无辜的。这事是我干的,表就藏在我床底下,撬开第三块地砖就能找到。”
“把他推到水里去!推到水里去!”巴契和贝关乌同时嚷了起来。
如果他们俩已经下到我们身边,那肯定会把贡贝鲁推下水潭的,但在他们可能下来之前,老夫子还来得及进行干涉。
“你们难道希望他灵魂上带着大罪1去见天主吗?”老夫子喊道,“让他发痛悔吧。”
1 这是宗教语言,意即:应该允许有罪的人在他临终前有个忏悔的机会。
“我痛悔,我痛悔。”贡贝鲁重复着。尽管他力大无穷,他的声音却比一个孩子的声音还要微弱。
“把他推到水里去!”巴契和贝关乌还在喊叫不休。
“不行!”老夫子也喊了起来。
于是他对他们进行劝说,给他们解释关于定罪和宽免的道理。但他们什么也不愿听,始终气势汹汹地要走下来。
“把你的手给我。”老夫子走近贡贝鲁。
“老夫子,你不要保护他。”
“我要保护他。如果你们要把他推到水里去,就把我一块儿推下去。”
“不推也行,”他们终于只好让步,“但要有个条件,你让他在角落里待着,谁也不准和他说话,大伙儿都不应该理他。”
“这还是公道的,”老夫子说,“他也只配这样。”
老夫子说了这番算是给贡贝鲁判决的话以后,加斯巴尔大叔、老夫子和我,我们三人挤了挤,在我们和那个倒在煤块上的可耻的人中间出现了一条空隙。
我想,大概有好几个钟头吧,这个人一直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显出痛苦不堪的样子,不时重复着一句话;
“我痛悔。”
可是巴契和贝关乌还在朝着他嚷嚷:
“太晚了。你痛悔是因为你害怕了,胆小鬼!你本该在六个月、一年以前就发痛悔的。”
他艰难地喘着气,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只是一个劲地重复:
“我痛悔!我痛悔!”
他发烧了,或者至少象发着烧一样,整个身子都在发抖,听得见他的上下牙齿在咯咯作响。
“我渴,渴死了。”他喃喃地说,“给我靴子。”
靴子里没有水了,我站起来想去打水,但巴契吼叫着不让我去,加斯巴尔大叔拉住了我的胳膊。
“大家发誓不去管他的。”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连连地叫着口渴;因为看到我们无意给他水喝,他就站起来想自己下去弄水。
“他会把平台踩塌的!”巴契喊了起来。
“他爱怎么干就让他怎么干吧!”老夫子说。
这个快渴死的人,他看到过我是仰着身子滑下去的,因而也想照着去做。但我的身体很轻,他却很笨重;我很灵活,他却臃肿面呆笨;他刚刚仰面躺下,身子下面的煤块就塌了;还没等他叉开双腿重新站起来,这个人便带着两只向空中乱抓的手滚进了漆黑的深水里;被激起的水花一直溅到我们的身上;之后,水面重新合上,再不露一丝缝隙。
我正要俯身向前,但加斯巴尔大叔和老夫子一人抓住了我一只胳膊。
“我们得救了!我们会从这里出去了!”巴契和贝关乌同时狂呼起来。
我害怕得发抖,身子猛地朝后倒了下去。我完全呆在那里了,动也动不得了,吓成了半死。
“他不是个诚实的人。”加斯巴尔大叔说。
老夫子没说什么,但马上从牙缝间挤出了这么一句:
“再说,他消耗了我们份内的不少氧气。”
这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的脑袋象被敲了一下,我想了一想后问老夫子,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不道德和自私的心理,孩子,我后悔了。”
“后悔什么?”
“我们靠面包和空气活命,面包我们没有了,空气也越来越少;要知道,我们消耗掉的空气是不能还原的。我方才看见这个人消失了,就说他再也不会消耗我们赖以活命的空气。为了这句话,我这一辈子都要受到良心的责备。”
“你说到哪里去了,”加斯巴尔大叔说,“他是罪有应得。”
“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了。”巴契说着的时候,用他的两只脚拍打着工作面。
如果说,一切并没有象巴契所希望的那样进行得又快又好,那也不是营救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们的过错。
已经开始的挖通道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一分钟也没有停顿过,但这个工作变得困难起来了。
人们现在碰上了一种被矿工们叫做“咬不烂的硬筋”的煤层,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特别坚硬的煤层。必须打通这个煤层,但是巷道太狭小,只容得下一个挖煤工在里面工作,其余的人只能排着队待在这个人的背后等着,只有第一个于累了的时候,第二个才能上前去接替他干下去,所以不管通道里的挖煤工有多少,也不管大家的积极性有多高,实际上始终只有一把镐头在凿那块“硬筋”。
再说,这条巷道的通风也不好,一面往前掘进,一面还要铺设由铁管道,管道的每个接口处又都得用胶泥封住;这都不去说它,最使人感到恼火的是:尽管已经用了一台功效强大的手摇鼓风机往管道里送空气,但矿灯依旧只是在管道口才燃烧发亮。
这些困难延误了掘进的速度,在我们被大水吞没的第七天,人们才只挖了二十米深。虽然说这已经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月的掘进深度了,但按眼下所用的方法和所使用的人力来说,这个进度实在算不上快。
此外,为了把工程进行下去,还需要工程师具有高尚的顽强精神,因为按一致的看法,继续挖下去是白费功夫。人们认为,所有憋在井里的矿工都已经死了;也就是说,事到如今,用几只吊桶排水就行了,因为你可能找到的既然只能是一堆尸体,那么早点晚点又有什么紧要呢!
主管当局和公众都持这种看法,连受难者的妻子和母亲也都已经穿上了丧服,不会有人能从特鲁耶尔的矿井里活着出来了。
但是工程师不顾同事和朋友们的反对和批评,他坚持着必须往深挖。就这样,除非工具出现故障,井外的营救工作一直在不间歇地进行着。
工程师身上有着一种哥伦布相信能发现新大陆那样的顽强精神。
“朋友们,再干一天吧!”他对工人们说,“如果明天我们还没有任何新的发现,那就放弃。为了你们的伙伴,我请求你们坚持;如果换个位置,是你们在里面,我也会为了你们的缘故,向别人提出同样的请求的。”
工程师的一片赤心染红了他自己矿里的工人们的心;至于那些城里的工人,他们听到出事的消息后赶来,现在因为敬佩工程师的负责态度,个个都愿意留下来。
须要工人们去做的还不止是挖通道,在矿灯室旁边的那条总巷道里,有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塌方,工人们正在用坑木把它们重新支撑起来。现在,无论是工程师还是工人,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必须揭开埋藏在这口可怕的矿井里面的秘密,把还活着的受难者救出来。
由于工人们的协力同心和全力以赴,通道越挖越深。
到了第七天,在一次换班的时候,一个挖煤工刚要动搞,他相信听到了一个轻微的声音,好象是一阵微弱的打击声。他举着刚要落下的镐头,耳朵贴在煤层上细听。后来,他怕自己弄错了,又招呼了一个同伴上前来也听一听。两个人屏住气听着,一会儿功夫,一阵阵微弱的声音,有节奏地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
这个消息马上不胫而走地传开了,怀疑的比相信的要多。传到工程师那里后,他立刻急匆匆走下了通道。
这一下,他相信可以肯定了,到底还是他对,井下现在还有可以活着救出来的人!
好几个人跟在他的后面下了通道,他推开挖煤工,自己用耳朵细听,但是他太激动了,周身哆嗦着,所以什么也没听见。
“我怎么听不见呢?”他失望地说。
“这是井里的魔鬼在作祟,”一个矿工说,“他想捉弄我们,敲打出声音来好叫我们上当。”
但是最早听到声音的两个挖煤工坚持他们没有弄错,他们认为那声音确实是一种回答他们的敲打声。这两个人都是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井下工,他们的说话是有权威的。
工程师把尾随在他后面的人,包括那一连串在通道里排着队传递筐子的人都打发到通道外面去,只留下那两个挖煤工在他身边。他们用镐重重地、有间隔地敲打出声音来,然后屏住呼吸将耳朵贴在煤层上细听。
等了一会儿功夫,他们心里感到一阵深沉的震动,因为有一阵微弱的、有节奏的、急促的声音在回答他们。
“再敲,敲的中间要有间隔,要能肯定那不是你们敲打后反射过来的回声才好。”
挖煤工敲了几下。不一会儿,他们又听到了同先前一样的有节奏的声音。不是回声,是回答。就是说,井下有矿工在向他们答话。
不必怀疑了,有人还活着,可以把他们救出来。
消息象条导火线,全城轰动了。人们纷纷朝特鲁耶尔矿山涌来,人数之多,情绪之激动超出了出事的当天。遇难者的妻子们,孩子们,母亲们,亲友们都来了。他们颤抖着,丧服上闪着希望的光芒。
还有多少人活着?也许很多。你们家的也许还活着,我们家的也一定还活着。
大家都想拥抱工程师。
这个心无旁用、只把心思用在营救工作上的工程师,他面对欢笑,如同面对嘲笑和怀疑时一样,显得镇定如若;为了把家属和那些爱打听消息的人支开,他要来了城防军阻止这些人接近巷道,以保证掘进工作能继续顺利进展。
传出来的声音太微弱了,以致不可能肯定这些声音是从哪个确切的地方传来的。但这些声音足以说明,逃避水灾的矿工们一定是在老废井的三个上山眼工作面中的一个里面。只挖掘一条通道未必就能恰巧通到这些“囚徒”的面前,应该挖三条通道分别通到这三个工作面。越往深处挖,声音会听得越真切,那时就可以停止挖掘,集中力量往外排水。
大家干得比任何时候都起劲了,附近的煤矿公司派了他们最好的掘进手到特鲁耶尔矿山来帮忙。
人们原来只把希望寄托在挖通道上面,现在,因为水在退下去,不用多久,人们可以下到第一水平,再从那里的巷道走进牢狱中去救人,看来这也完全是可能的了。
当我们在工作面里听到工程师敲打的呼唤声时,我们惊喜的心情同当初听到吊桶落在井里排水的声音时一样。
“我们得救了。”
这是从我们嘴里冲出来的狂喜的喊叫。不用细想,我们确信人们就要来救我们了。
然而,如同刚听到吊桶排水时一样,希望过后又是失望。
镐头敲打的声音表明,营救我们的工人离我们还远着哩!可能还有二十米,或者是三十米。打通这么厚的煤层还要多久呢?我们的估计各不相同。一个月,一个星期,或者是六天?我们怎么还能等上一个月、一个星期或者六天呢?我们中间谁还能活六天?我们已经有多少天不吃东西了啊!
开始,只有老夫子一个人的说话还那么硬气,但久而久之我们的悲观情绪也感染了他,因为衰弱也渐渐地把他摧垮了。
水,我们倒是可以喝个够,但没有吃的,饥饿使我们难以忍受,我们甚至想啃漂在水里的烂木头。
我们中间最熬不住肚子饿的是卡洛利,他把剩下的一只靴子割开,不停地嚼着靴子皮。
我见到同伴们饿成这个样子,心里不由得害怕了,再加上一些其他使我恐惧的因素,我时刻感到心惊肉跳,紧张得发慌。维泰利斯过去常常给我讲些海上遇险的故事,他经历过的海上旅行,至少和他在陆地上的旅行次数一样多。自从我们被饥饿折磨以来,其中有一个故事不断地在我脑海里盘旋。这个故事说,有一帮水手被困在大海中的一个沙岛上,那里找不到一丁点吃的东西,他们就杀了一个少年见习水手来充饥。听见我的同伴们饿得直叫唤,我不禁想,是否相同的命运会落到我的头上?在我们这个煤岛上,我不会被杀死吃掉吗?我肯定能在老夫子和加斯巴尔大叔那里找到保护,但巴契、贝关乌和卡洛利,这三个人能信得过吗?我对他们可没有丝毫信任,特别是卡洛利,他正在靴子皮上磨快他那雪白的大牙齿。
这种害怕也许是十分可笑的,但在我们当时那样的处境下,支配着我们头脑的思维和想象力的,既不是理智也不是冷静的思考能力。
更加可怕的是照明没有了。我们矿灯里的油快用尽了。当只剩下最后两盏矿灯的时候,老夫子决定只有在必需照明的情况下才点灯。于是我们就在黑暗中度过漫长的时间。
我们的境况不仅是凄惨的,而且也异常危险,因为只要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滚落到水里去。
贡贝鲁死后,每级平台上只剩下三个人,我们的地方稍微宽敞了些。加斯巴尔大叔占一头,老夫子占另一头,我夹在他们中间。
有一段时间,我似睡非睡,非常吃惊地听见老夫子在低声地说话,好象是在说着梦话。
我醒了醒,侧耳细听。
“天上有着云彩,”他说,“云彩可是极漂亮的东西,有的人不喜欢它,我可喜欢得它要命。啊,啊!刮风了,多好啊,我也喜欢风。”
他是在做梦?我摇了摇他的胳膊,他还在说:
“如果你愿意给我六个煎鸡蛋不,八个!干脆放上一打吧!我回去时就把它们吃光。”
“你听见了吗?加斯巴尔大叔?”
“听见了,他在做梦。”
“不,他是醒着的!”
“他在说疯话。”
“我肯定他是醒着的。”
“哎,老夫子!”
“你愿意来同我一块儿吃晚饭吗?加斯巴尔?你来一趟吧,我通知你,天上可要刮大风了。”
“他昏迷了。”加斯巴尔大叔说,“这是饥饿和高烧引起的。”
“不,他死了。”贝关乌说,“这是他的灵魂在说话。老夫子,哪来的风呀?是密史脱拉风1吗?”
1 密史脱拉风:法国南部及地中海上干早强烈的西北风或北风。
“地狱里没有密史脱拉风,”巴契叫喊道,“老夫子到地狱里去了。我告诉你,你也得去那里,当然,你是不肯相信我的。”
他们这是怎么啦?全失去理智了吗?全疯了吗?要是这样,他们会互相厮打、互相残杀的。该怎么办呢?
“您想喝水吗,老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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