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关于卡夫卡《城堡》的一点说

    收在不久前出版的卡夫卡日记（s.费歇尔出版社）里第一次以德语发表的一个残篇叫村庄里的诱惑。它可以理解为卡夫卡代表作的早期试笔（写于1914年，而长篇小说城堡绝不会始于1917年之前）。这是关于一个人的悲剧，这个人想要与人们一起在村子里住下来然而却无法在此异域扎根，也找不到通往凌驾于村庄之上的“城堡”的道路。当地乡下人那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寂寞、他们宿命的不信任和误解，这一切已经在这试笔中像闪电般划过。这一点在一个当地人对他老婆讲的话——亦即短文的头几句——中便得到了体现：“这就来，稍等一等。我只不过还想看看这个人在这里想干什么。他是个外乡人。他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地乱转悠。你看吧。”（残篇的）主人公回答道：“我在这里找个旅馆，没别的目的。您的丈夫没有权力这样谈论我，使您对我产生错误的看法。”过了一会儿，那个女人以相似的样子轻声回答：“他话这么多。”对这个陌生的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的批评没有必要多提了。

    最近读这个迷人的、令人陶醉的残篇，使我想起城堡构想的更早阶段，想起卡夫卡的基本构思同捷克女作家波采娜涅姆科娃的一个作品的关系，据我所知，至今无人提及这一点。

    波采娜涅姆科娃生活于1820至1862年间。她的代表作祖母是一部田家乐的长篇小说，充满温馨的质朴，在布拉格的德语中学里被用为捷克语言课的教材。卡夫卡在巨人山的山脚下的山村中读到了这本巧妙地讨好读者，然而又是真诚的、正直的小说；于是一年后我也激动地读了它（这本书出了好几种德文译本，其中一种为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万有丛书所收入）。有趣的是，几乎在这个享有盛名的女人用捷克文描写北波希米亚农民生活的同时，另一个作家，德语作家中的最伟大代表之一在写南波希米亚——波希米亚森林地区的农民，写那古老而优秀的风俗、民间的传统和宗教性，同样以自传体的小说创作艺术，以同样生动的、色彩缤纷的笔调来加以描写，将它净化为堪称范例的宁静气氛。这个作家叫阿达尔伯特斯蒂夫特。估计斯蒂夫特和涅姆柯娃互相并不知道，尽管他们是同时代人，他们的林中寂寞气氛之和谐一致表明他们的心是接近的。汉姆科娃以她所有追求文学创作的和民间传统的努力为捷克民族的复兴运动而战斗，但这并不妨碍她将古茨科精神骑上一书中的一句德文格言置于前面；她的丈夫和朋友们被奥地利当局作为政治嫌疑犯而粗暴虐待；而斯蒂夫特仅仅在教育问题上提出抗议。尽管有种种不同，两个作家的共同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寻找一种正确的、朴素的、受精神支配的存在。

    卡夫卡极爱这位热情奔放的美丽女人的书信。她当初离开外省，那是与我们这个时代隔了几代人的时候，出现在布拉格捷克爱国者和语言革新者的圈子里，她引起了轰动。她那不幸的婚姻、她对思想接近的朋友的热烈的爱、她对她的孩子们的温柔关怀、她的上升和跌落、她那有时与她祖父般的文笔形成鲜明对照的迎着暴风雨飞翔的生活，她过早的毁灭——这些都在卡夫卡的理智和同情心中激起强烈的振动。他经常给我朗诵她的一些信，（据我所知）这些信至今没有译出，尽管它们属于战斗的灵魂的伟大文献之列。此外，我感到，卡夫卡城堡的基本构思有一些特点，它们可以追溯到中学时期先是义务性地、然后热情地阅读长篇小说祖母时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上去。

    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反复表示他是易于接受这类影响的。他作这些表示时怀着夸张的认真态度，甚至怀着一种感人的内疚心里。众所周知的是他认为在他的长篇小说失踪者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之间必须确认的联系。据我的印象，他在强调这一“依附性”时走得太远了，流于游戏人生。而那老的捷克古典小说在卡夫卡城堡草稿中的影响虽说更难以确认，但其蛛丝马迹却是不致误认的。好像卡夫卡自己并未意识到。当然他在给密伦娜的信中曾经多次提及那位女作家。

    涅姆科娃的祖母中的人们居住在他们的村子里，同城堡中的地主家族间没有正常的联系渠道。城堡里讲的是德语，村子里讲的是捷克语，这便已造成了隔阂。再加上，公爵夫人只是偶尔住在城堡里，她多半出游在外，远在维也纳，在意大利。祖母讲起她年轻时的一段插曲（这是这本书里最美的段落之一）讲的是好皇帝约瑟夫二世神奇地突然出现在目瞪口呆的乡民们面前的故事。他像一颗来自遥远的世界的星星划过天空。统治这个村庄的公爵夫人也是个十分善良的、管理开明的、即所谓约瑟夫式的人；然而在她和农民之间（这里与卡夫卡城堡的类同处触手可摸）插进了一群阴暗的人：仆从、城堡官吏、自私自利的、目空一切的、欺上瞒下的官僚们。不管公爵夫人愿意不愿意，她硬是同老百姓割裂了开来，不可接近，消息闭塞。只有此书的主角—一祖母——突破了束缚，闯到公爵夫人面前，终于为被迫害者争得了他们的权利——而这是卡夫卡的城堡的主人公一再尝试，却从未达到的目的。就这点而言，在涅姆科娃的小说产生的时代，人们怀着更大的信心相信世上有“好人”相信努力会有成果，这是与我们这危机的一代不同的。

    然而在对插在城堡中的主人和农民之间的人的描写上，新老著作间存在着一致，在某些细节上令人惊讶。乡下人会聚的中心无论在涅姆科娃笔下还是在卡夫卡笔下都是那乡村酒家。一个年轻的意大利籍内廷佞臣打破了那里的平静，他追求着酒店老板美丽的女儿克丽丝特尔，对她提出非分要求；而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同样有个内廷官员纠缠阿玛利娅，奇特的是，他也有个意大利名字（小说中唯一的意大利名字）：索尔提尼。关于卡夫卡城堡中有着奇怪矛盾的索尔提尼插曲已有很多评论；如果把简单的样型——那关于祖母的小说中的“故事”拿来对比，有些东西就易于理解了。涅姆科娃笔下的少女同样拒绝了那城堡官员厚颜无耻的要求，但她同样心惊肉跳，不无道理地害怕冲突带来的危险，害怕那有权有势的人的势力和报复。她对祖母谈到历险经过时，尤其从征兆上看同卡夫卡的小说有许多相近之处。我摘录克丽丝特尔的几句话如下；

    您想想，那个废物，那个意大利人每天到我们这儿来

    喝啤酒——这并不是什么坏事，酒店是为大家开的。可是

    他不像平常人那样坐在桌旁，却跑到我的后面。不管我到

    哪去，他总死死地跟着。我爸爸面色铁青。但您是知道他

    的，他是个好人，不愿伤害任何傻瓜蛋，不愿疏远任何客

    人，更别说是从城堡来的了。

    我觉得，卡夫卡双重意义的城堡旋律的音响在此听得十分清楚。在下述方面也常可见到这一点。克丽丝特尔对她还是怀着最佳感觉所做的事的后悔；再就是她对“城堡”中的工作情况的简明扼要的描写，她在其中谈到人们是怎样试图贿赂上层官员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由于他们审问了他，他们也许会帮助我们的；但事情却经常是，他们审问过了，却没有给予帮助；他们简单地说：不可能办到；于是人们便无可奈何。——读者在这里一定会发现，在汉姆科娃简单的现实主义中，那后来在卡夫卡作品中生长起来、令人揪心的幽灵也并不完全陌生。当然，我认为，卡夫卡是完全独立地对年轻时阅读中得来的启发进行加工的；而且，汉姆科娃的城堡女主人很少看得到，而卡夫卡的高高在上的城堡主人根本看不到这个区别绝非微不足道，不能因我指出其相互联系而忽略。附录五

    对一个名叫弗兰茨卡夫卡的

    玩偶的谋杀

    在君特安德尔斯在c.h贝克出版社（慕尼黑）出版的卡夫卡，赞成和反对一书中，这位杂文家造了一个玩偶，它与弗兰茨卡夫卡几乎不相干，尽管如此，他却名之为弗兰茨卡夫卡。——刚才写下的这个句子必央细心研读。并不是说，g安德尔斯造的这个傀儡与卡夫卡毫不相干，而是“几乎不相干”这恰恰是事情危险之处，诱惑之处：一些不太重要的、对于认识卡夫卡真实的本质只有次要意义的特征得到了正确的分析。这些特征既属于真正的、活生生的作家卡夫卡，也属于那无生命的、在这本新书中阴魂游荡的玩偶。要将卡夫卡和那摇摇晃晃的玩偶完全区分开来是办不到的，即使我们很难这么做。在阐述这些次要特征时使用了许多心力，也许是过多的、过于明显的、毫不谦卑的心力，自信而有把握；这与那么无把握、抱怀疑态度的、摇摆不定的、不那么自信的卡夫卡形成鲜明对照。——可是在分析正确的次要细节以外，g安德尔斯把主要方面完全歪曲了。他在他的著作中以同样不可动摇的自信来阐述这些误解的、歪曲的东西，就像他描写那些正确理解的细节（比如卡夫卡美学作用的一些多角平面）时一样。读者很可能会在不时出现的对个别细节的出色分析观察的诱导下，认为该评论家的基本观点和总结论点是正确的。然而恰恰是中心问题被毫无希望地错误地理解了，下面我将具体谈及。看上去这不是关键性的，可是对真实价值的误解好像只偏离了那么一点，彻底的歪曲好像只是通过手腕微微一转产生的，这反而更增加了这本书的危险性和诱惑力。轻轻转动手腕可以使一只活鸡变成死鸡，可以使卡夫卡吞吐着宗教的活的气息的基本结构变成一个从来不曾活过的玩偶。安德尔斯与这个玩偶自己的结构作斗争，并光荣地战胜了它。我们要就我们的观点来分析对这个玩偶进行的分析性的杀戮。安德尔斯文章中引起其他一切误解的主要误解在何处呢？

    我把安德尔斯想要总结卡夫卡实质的一些玩偶句子与活的卡夫卡的一些真实的句子并列起来。读者马上可以看出，这里发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其中一个声音是评论家g安德尔斯强加在卡夫卡名下的。

    安德尔斯说：

    卡夫卡说：（卡夫卡）不过问世界上的善或短暂的满足我还能从乡村医恶，他尊重其整体的悲惨性。

    生这样的写作中得到。然而

    只有在我一旦将世界升华为纯洁、真实、不变的境界时，幸福才会莅临。

    ——他认为，人只有一次转向善的一边，他便得救了，无须顾及过去，甚至无须顾及未来。他是一个非人性世界的现实主

    死亡在我们的面前，比如像课义者；然而也是它的神化者。权堂墙上悬挂的亚历山大战役的力对他来说是合理的，无人性绘画。我们的任务是，在我们者则是有罪的。他要求获得天的一生中通过我们的行动使之堂；但不是制造天堂，而是步暗淡甚或完全熄灭。八天堂。他是无神论者；但从无神论中人不能没有一种持续的对某种创造出一种神学。他是哲学家；不可摧毁之物的坚信而活着。但是个不可知论者。信仰便是：解放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或说得更正确些：作为不可摧毁的存在；或再正确些：存在。他的哲学是徒劳地求大同者的乌鸦们声称，只需一个乌鸦便哲学，他以被徒劳地追求着的可摧毁天空。这是毫无疑问的，权力的眼光观察物物。但对于天空却说明不了任何问事实存在的于他便是（即使不题。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是“理智的”然而毕竟是的）不可能性。合理的。他被物化了的世界的超力量惊

    只有一个精神的世界，没有别吓了。的；我们称之为感性世界的东地进行歪曲，是为了确认；但西，乃是精神世界中的恶；而他同样“确认”了我们，也就我们称之为恶的，不过是我们是说，他麻痹我们。的永恒发展中一瞬间的必要而他讨论着法；但他根本不知道已。最强的光可以令世界解体。他是否有这个权利。在弱的眼睛前面它变得坚实；在更弱的眼睛前面它会伸出拳头来。

    不是我的听觉有误，就是这两排语录涉及的不是同一个人。

    此外，这少许几个例子可以扩充许多倍。安德尔斯证实了什么？一个冷酷的现实：一旦将一个作家的言论中积极的、肯定生活的、呼唤希望的词句删去，剩下的便只有消极的了。“无须幽灵从坟墓中爬出告知我们”

    消极的言论和描绘在卡夫卡笔下是非常多的。众所周知，他写下了许多充满绝望的话：他的生命途程过于漫长，在其间他只看见黑暗和实在无路可走等等。值得注意的不是他的怀疑，而是他尽管抱着怀疑和绝望，却始终保持着对更高的、善的力量的信仰，是他不断重新为这个信仰而战斗并赢得它；虽然这个信仰有时面；临着从他心中消失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这一艰苦斗争得来的信念对于我们来说才是珍贵的，才是宝贵的榜样，因为它是在由个人的和人类普遍的不幸构成的可怕形象之咄咄逼人的黑暗背景前面亮着的一盏柔弱然而坚定不灭的灯。安德尔斯将卡夫卡说成是个消极地、毫不抗拒地听任世上邪恶势力摆布的、据他说甚至是对恶势力恭恭敬敬的懦弱者，而恰恰是这么个人，在他的日记中产生了这样的勇敢地号召起来斗争的句子：“无须绝望，亦无须由于你之不绝望而绝望。在似乎穷途未路之际，总会有新的力量产生，而这恰恰意味着你依旧活着倾盆大雨。迎着雨走去，让钢铁般的雨柱穿透你的身心，在这要将你席卷而去的水中滑行，但是且慢，等着，挺直身子，看太阳破云而出，阳光一泻如注，无有尽时。”这些话恰恰与安德尔斯硬塞在他的玩偶口中的断言相反。

    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固然有许多阻力极大的客观现实有待克服。假如一个人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即便不是不可治愈的，假如这时发现自己一步步向死亡滑去，那么即使是最高尚、最正直的心灵染上一层悲观主义也应该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假如这颗心灵有着许多幻想和敏感的话。假如再加上不愉快的家庭关系，再加上只能给一个人带来忧愁的可怕的强制性职业这些因素压在一个已经身心交瘁的人身上，那么几乎难以理解，在这个人笔下竟然还会排除这一切障碍，产生如此重要的、在许多处给人带来希望和踏实感的力作。——奇怪的是，安德尔斯正是在卡夫卡恨透了的职业上看到某种归宿，某种“安慰”（28页）。“不知道自己所属的人便不知道自己对谁负有义务卡夫卡至少在一些时候自己回答了他的义务的‘管辖权’问题：通过他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工作。”这个细节对于表明安德尔斯错误地评述卡夫卡的生活和愿望的那种漫不经心的、自信到极点的方式具有典型意义，即恰恰与卡夫卡自己对强加于他的职业工作所想和所写的相反。在许多地方，他反对自己的挣钱职业的叫喊声振撼人心地划破长空，他在这个职业上看到的不是义务的履行，而是对他的真正的创造天职的背叛，是一种痛苦的与自己背道而驰（自是迫不得已）。不得不然，是因为卡夫卡的父母没有——像霍夫曼斯塔尔的父母从一开头、韦尔弗的父母（从某个时候开始）所做的那样——为他们天才的儿子扫清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将他从挣钱的困扰操劳中解放出来。因为，尽管卡夫卡是那么谦逊恭让：他内心对他的世界构想的伟大性、对他那独特的、只有集中他的一切力量才能完成的任务是清楚的。他在日记中以宏大而又苦涩的心描述一篇听写文章、一篇官方文件时便是这么写的，他为连接上下文思索着一个合适的词：“我终于想起了‘公开揭露’这个词和与此相连的句子，但出于恶心和羞耻感而迟迟吐不出口，仿佛那是一块生肉，一块从我身上割下的肉（这使我花了很大力气）。我终于说了出来，但同时惊恐万状，因为我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为一种文学创作工作做好了准备，而这么一种工作对我来说是身心幸福的融解、是一种真正的生命力的活跃；而我在这里，在这办公室内却不得不为了这么一篇可厌的文件从我有能力享受那种幸福的身上割下一块肉来。”没有人会从作家这段真实的描述中找到一点儿、哪怕是在一些时候的安慰的影子。安德尔斯想用不放在卡夫卡心上的官方事务来填充卡夫卡痛苦的要求。“我什么也完成不了，因为我没有时间，而我心中是那么紧迫、”卡夫卡在另一处抱怨说，还有“我头脑里装着庞大的世界”是他另一次说的。

    安德尔斯倾向于将卡夫卡视为一个卑躬屈膝的悲观主义者——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前身（“后来的努力是热衷的与恶的等同，搞等同者虽然并未将恶看成是善，但却这么承认了”），这就是安德尔斯的文章的核心，这是通过将事实扭曲到其反面来实现的，包括在次要的细节上，比如对强制性职务的评价。然而谁要使人们吃惊，谁要颠倒事实，就必须一做到底。于是聪明绝顶的安德尔斯碰到了这样的倒霉事情，这个平时听得见青草生长之声的敏感的人突然竟未听出卡夫卡致父亲的信中的明显的嘲讽：“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自信心是这股强烈，以致你完全不必始终保持一贯，但你却又不会因此而没有道理。”这段话不言而喻是说，卡夫卡的父亲没有道理，这个希望在父亲身上看到尽善尽美的楷模的孩子很早就发现了父亲的言行不一贯，因此而感受到痛苦的失望，换句话说，这里是批判了父亲的自以为是。但是安德尔斯坚持到底地（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出的这本书的危险的手腕转动）要将卡夫卡视为一个世界上的非正义的崇拜者，一个恶的崇拜者，虐待人类的食人者的崇拜者，因此也不允许他的玩偶对父亲发牢骚。实际上整封信是一种尝试（在许多点上是一种充满了爱的尝试），给父亲提供一面镜子，让他通过照见自己的错误而有所触动。“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这句话难道可以理解为不是嘲弄的、不是作为介于讥讽的边缘的指责的其他什么意思吗？否则的话只能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画面了。从卡夫卡的观点出发，他难道真的相信父亲统治着世界——并且是在他的靠背椅上发号施令的吗？不管怎么说，安德尔斯充满激情地写下了讽刺性评语，将它与卡夫卡的嘲弄放在一起读使人感到一种不自在的人道主义色彩：“如果充分坦率地来看，会感到信中这一段是可怕的。”

    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便会发现，安德尔斯在这段“不加删节地”引录的信文中故意删掉了什么，以使自己对卡夫卡批评和嘲笑他父亲这一浅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他先是用省略号取代了一个句子。而这个句子在大倍数的放大镜下显示父亲的自以为是，并通过夸张（雄辩术的一种众所周知的手法）加以驳斥，这个句子是：“（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在安德尔斯所摘的语录后面还写着；“于是，你对一件事也许毫无见解，而一切对这件事可能有的见解便因此而毫无例外地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然后骂德国人，然后骂犹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选择的，而是一概而论，最终除了你以外没有不曾被骂到的了。你在我心中具有一切暴君所有的谜一般的品质，他们的权力建筑在人头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卡夫卡在此不容置疑地称其父为“暴君”并与他论战。这一点安德尔斯小册子的读者们自然不得而知；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把卡夫卡看成一个暴君的奴仆，一个一声不吭地、毫不抗议地将世界上的非正义咽到肚子里去的人，这种人自然也不会发出这类致命的嘲讽。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阐述这个小例子，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德尔斯是怎样在完全相同的方式的引导下最终不合理处理一个广泛得多的问题的：阐释卡夫卡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城堡。该书的主人公（k.）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村子里，他声称是有人叫他来，并给了他职务的。当局却不记得对k.发出过任何邀请。村庄里的居民们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这个来客，甚至可以说是持敌对态度。他枉费心机地试图与他们建立联系，他枉费心机地试图去找城堡中的最上层人物。整部小说说的是，他永远到不了最高层那儿；就像在诉讼中他毫无希望地被允许面谒最高法庭一样。但是小说诉讼的主人公是有罪的，我与普遍的、通过戏剧性的理解通俗化了的看法针锋相对地指出了这一点，——即使不是完全有罪，也至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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