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至《观察》出版前

    为期两周或三周的短期夏休使我们得以从办公室工作的拘禁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次休假对我们具有双重意义。几天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开怀敞心地面向世界，面向新的人——我们怀着不可摧折的青春力量来享受这一幸福。我们一起旅游，几个月前我们便盼望着这个日子，细心地做着准备，我们常为自己的细心而欢笑，然而它像一道阳光照射在我们灰暗的工作日上。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一生中我从未再像同卡夫卡一起度过的旅行周中那么心境手和地愉快过。一切忧愁烦恼、郁闷不乐全被我们留在了布拉格。我们变成了快乐的孩子，我们会想出最奇怪、最美的幽默话语——生活在卡夫卡身边，直接享受他活跃地冒出来的思想确是一大乐事（连他的忧郁也是奇想联翩、内蕴妙趣的）。除了那些大的共同的夏季旅游外，一年到头还有许多夫布拉格近郊远途的漫游。在有些夏天，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来一番长途徒步跋涉，在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我们一去二三天，平时我们也经常于星期六下午便离开了城市。大多数场合，菲利克斯威尔奇是我们这个旅行团中的第三个人。我们一天内（我的日记中除了用“美不胜收”这一形容语外，还有这样的记载）步行七至八个小时，这是我们的体育活动。还有在河流和小溪中沐浴。我们游泳，我们在阳光中一晒几小时，我们的身体得到锻炼。有一次，年轻的弗兰茨韦尔弗（那时还是中学生）也跟我们一起去塞诺拉普，参加了我们不拘形迹的在大自然中的生活。那次他晒得皮焦肉烤。他在萨查瓦芦苇丛生的岸边给我们朗读了他的诗歌，令我们激动不已。卡夫卡在许多信中对此类野游提出过别出心裁的建议，现援引其中的一封：“亲爱的马克斯，你不要忙着花钱寄信告诉我你不能于六点零五分到达弗兰茨约瑟夫车站，因为你必须到达，我们乘坐的前往伏兰的火车六点零五分准时开。

    七点三刻我们将迈出前往达乌勒的第一步，十点在雷德勒那儿吃个辣椒，十二点在施台柯维奇吃午饭，二点到三点一刻我们穿过树林到达急流边，乘着急流四处逛逛。七点坐蒸汽船回布拉格。不用考虑什么，只管于五点三刻到火车站——此外你不妨写个管邮明信片来，告诉一下你是否想去多布里柯维茨或其他地方。”我们在布拉格游泳场所的地板上不知度过了多少美妙的时辰，还有在莫尔道河上泛舟，以高超的技艺攀登河上的水坝。在我们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中可以读到这些经历的反照。我佩服弗兰茨游泳和划船的技术，他驾驶一艘名为“饮灵号”的船尤其精明。他总是比我灵活、勇敢，在他人处于惊心动魄的处境时，他以奇特的方式听之任之，报以近乎残忍的微笑（这微笑的意思大体上是：“自己想办法吧”）。我是多么喜爱这种微笑啊，其中包含着多少信任和鼓励！我感到，弗兰茨在发明新的体育种类中主意是层出不穷的。这里也表现出他的人格，为此他也是全力以赴的（如同对待一切事情那样）。第一次共同的夏日旅行开始于1909年9月日，目的地是利瓦。卡夫卡、我的哥哥奥托和我在波纳勒街下方的“巴格尼德拉玛多尼娜”小游泳场度过的是最为悠闲的时辰——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游利瓦时，我再也看不到那些可爱的、阳光照耀的灰色木板，再也见不到闪闪发亮的蜥踢在连接那车来车往尘土飞扬的街道与水流清冷的幽静环境的园中小径上爬行了。这座位于峭壁下的难以忘怀的、朴实无华的游乐场，我在你的湖湾中为你、也为我们的幸福经历发出了讣告——我们在这里曾享受着宁静、享受着南方古典的简朴。它再也没有向我们显示过这样可爱、这样高贵的面貌。卡夫卡后来也曾再度莅临利瓦，但却是独自一人，那是在他第一次恋爱受挫之后（1913年），他住在湖的另一边的哈同根疗养院。1909年我们三人境况都还很好。关于与我们一样在这个游泳场住过的作家和大自然的崇拜者达拉哥的讨论也不曾破坏我们舒适的心境。我那实际生活中比我能干的哥哥的旅行经验帮助我们克服了一些困难，卡夫卡对他很钦佩。可以说是我的哥哥为我们“发现了”利瓦，一年前他已经来过，他领着我们取道最方便的路去观赏一切美的和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一张相片照的是我们的弗兰茨在托布利诺城堡的拱廊下，另一张照的是我的哥哥蹲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周围是湖岸荒野的绿色。报纸上一条消息挤入了玛多尼娜疗养地的田园梦（当然，我们那时只能读利瓦的意大利语地方报），在布雷齐亚将举行飞行集会。——我们从未见过飞机，我们非常兴奋地决定，尽管现金紧张，还是要到布雷齐亚去。卡夫卡尤其积极推动此次旅行——在此可以再次强调指出，那种认为卡夫卡蜗居在一个象牙之塔内，一个远离生活的幻想世界中的观点，那种将他想象成一个仅仅为宗教观念所笼罩的隐士的观点是多么错误。全然相反，他对一切新的、有关时事的、技术上的事物都感兴趣，比如对电影业的兴起他就很感兴趣。他从不清高地超然物外，即使对现代发展的滥用或弊病他也怀着耐心和不竭的好奇心追根溯源，保持着对人类的本质的希望，从来不怀着自大的“优越感”从来不以斯蒂凡格奥尔格那种态度拒绝与下层组织的世界接触。只有那些不正直、不道德的事物对他才没有吸引力。他有着了不起的天赋，会自然而然地对之感到厌烦。比如，我从来不曾说动他，多读些卡萨诺瓦（我当时对之可能估计过高，但我今日仍觉得他是重要的、十分值得一读的作家），不要光读关于他逃出铅皮屋顶监狱的描写。——布雷齐亚人山人海。由于我们必须非常节省，我们只能在一个像是强盗窝的房间里住宿，房间的地板中央（今天我还常问自己是否记错了）有一个圆形的洞，从洞里可以看到下面的酒馆。我们相信，斯巴拉伏契勒随时都可能走进来。可是第二天在飞机轰鸣声声的阳光之下，那恶梦般的夜晚在我们的笑声中烟消云散。

    归途中，我们在德申札诺过夜；在那里几百幅圣像下潜伏着的无数臭虫自然将我们驱赶到了大街上，于是我们在湖堤上的长凳上受冻直到天明。我们那时就是这样旅行的，对豪华的宾馆我们一无所知，但却无忧无虑、快乐兴奋。那个时代具有很大的优点。利瓦是奥地利的，布雷齐亚属意大利——有时会听到关系紧张的消息，社会上传说在利瓦那儿的布里奥纳山中有地下防御工事——但是谁都不当一回事，战争是个不现实的概念，一如智者的石头，当我们旅途中越过边境时，几乎没有什么感觉。我们第一次看到的飞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要弗兰茨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写下来，汇集在一篇文章里。在他与我之间像进行一场体育比赛，比比文章的主意，使他对这个主意发生兴趣。我也打算写一篇文章，但后来我们确定一下，看准的介绍更贴切、成功。这种游戏般的、几乎是童稚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卡夫卡总是有影响的。我们约定，旅行期间尽最大努力保存好自己头脑中的妙语警句，对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的看法也绝不泄露。直到结束时摊开来看看，是谁击中了要害在这整个建议后面藏着我的一个秘密计划。卡夫卡的写作工作那时熄火停工了，数月之久一无所成，他经常对我诉苦说，他的才子显而易见地在渗漏，已经完完全全地消失了。他有时一连数月处于冷漠状态，心灰意冷，在我的日记中经常重视关于他的忧伤的记载。心灵伤感，精神愉快——这句话用在他身上真是再确切不过了，这句话也说明，为什么甚至在他处于特别沮丧的状态时，他给他所接触的人们带来的（且不论弥留之际的亲密）不是沮丧，而是兴奋。我那时从他的许多自白中知道他是多么痛苦，所以我想要明确地向他指出，应该振作起来，我想要向他证明，他对他文学上的不育之症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只要有一种意志，一种精力集中，就能将他的才情重新引上正途。——我的计划成功了。

    弗兰茨兴致勃勃地写完了他的文章布雷齐亚现飞机，经大加删节后首次刊登在1909年9月底的波希米亚上（是我把它转交给波希米亚当时的编辑保尔维格勒的），后来我又说服弗兰茨让我将它全文收入我的论丑的图像之美一书中（同我关于同一题目的文章收在一起人在这本书中，我以下述评语推荐了弗兰茨的文章：“在一本书里只让一个作者说话，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没有说服力的而且平庸的思想。——我们朋友俩希望在这次旅行中和我们的思想中永远不可分离地、肩并着肩地立在异国土地上，那么在这本立于本土的书中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尽管两个作者都表现出滑稽的、故意夸张的担忧，相互间为自己的奇特思路保密，或在竞赛的激烈过程中急切地请求第三位旅伴——我的哥哥奥托——给予帮助，但这两篇题材一样的姐妹篇如果没有对方能产生吗？它们能如此互相隶属、互相补充、互相点题、相得益彰吗？假如我们有共同发表的愿望，而没有别的办法怎么办呢？”我手头有这两篇文章的清样。我当时由于让卡夫卡的作品第一次在书中得以发表而自豪。可惜愿望未能成为现实。最后这本书显得过于庞杂，许多散文都要根据出版商的意思从已经排好的版面中抽出，其中也包括这两篇。——卡夫卡的文章于是发表在附录中。这样的文章当然绝对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它的作用仅仅是推动弗兰茨的创作欲再度涌流。我达到了这个目的。当然，这个固执的作者在这么做之前总是倔强地抗拒着我。有时我就像悬在他上方的鞭子，驱赶着他，逼迫着他，当然不是直接的，而总是通过新的方法，通过巧妙的途径，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让他的才情重新处于停滞状态了。有时候他为此感激我。但他也经常觉得我的逼迫讨厌，它诅咒我的行动，他的日记有这种记载。我也感觉得到，但我并不在意。我认为这事关重大，我的行动是一种帮助，虽然这往往是违背朋友的意志的。——我将他的日记的产生亦归为我的功劳。弗兰茨的四开本笔记是直接从我们短小的旅行笔记中脱胎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旅行笔记的继续。——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记录和评说是卡夫卡心中早已存在的、早已觉醒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我们共同搞的旅行报道中吸取了养分，开始得到系统性的建设。日记对于卡夫卡的意义完全不仅仅是自传性的，为控制心灵服务的；在那些关于个人的评说中间夹杂着他后来收入他的第一本书观察中的片断，这类由他自己提供发表的篇章从内容实质上看无法与那些日记中的片断区别开来。我们不知道，这位作者为什么认为有些是值得发表的；而有些则应该保留。在日记的上下文之间还有许多或多或少展开的故事残篇，它们堆积着，堆积着，直至第一篇完整的、较长的小说判决突然脱颖而出，大放异彩。随着判决的诞生（于1912年9月22日至23田间的夜晚），这位作家获得了突破，找到了与自身相适的形式，一个强大的、独树一帜而无法重复的小说天才终于进入了他的天地。第二年（1910年10月）的休假旅行是去巴黎。卡夫卡、我的哥哥和我。——我们的友谊团体扩展了，这是一个几年前便已开始了的发展。我把卡夫卡带到菲利克斯威尔奇和奥斯卡鲍姆那儿。那位目光尖锐的哲学家（仁慈和自由、中间的冒险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与我一同起草的调查报告观点和概念）和那位作家深受卡夫卡所吸引——这个四人联盟有其独特之处，其友谊就仿佛是两个伙伴间的亲密，从不为任何一句恶语所损害。四人有规律的聚会在许多年中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稳定的节奏。——关于与卡夫卡的第一次会面，作家奥斯卡鲍姆在上面已经摘引过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第一次会晤我记忆犹新。马克斯勃罗德是中间人。他把弗兰茨卡夫卡带到我这儿来，并在1904年那个秋日的下午给我们朗读他刚写完的小说暗红色的旅游。我们那时才二十出头。我们卷入了对这篇小说的热烈的意见交流，话说得特别俭省，特别有节制，这是我们当时的特点。我还记得一些话。卡夫卡说过的话中有这么一句：“假如说，没有必要把注意力从事件过程转到风格的创新上去，那么其魅力在这里便是最强烈的。”

    卡夫卡走进我的房间时的第一个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是到一个盲人那儿。在勃罗德介绍时默默地朝我鞠了个躬。人们会认为这纯属毫无意义的客套，因为我目不见物。显然由于我同时的鞠躬幅度过大，他那梳得光光的头发碰了一下我的额头。我感到一阵激动，其原因当初一下子说不上来。他是我所遇见过的人中的第一个，将我的缺陷确认为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不是通过适应或体贴，没有在自己的行为上作出丝毫改变）。

    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与通常的有目的的做法简单而自然地保持着距离，他的严格而冷淡的与人的距离在人性的深度上胜过了通常的善意（这种善意我在以往与人第一次见面时是通过对方言谈和语调和握手之热度毫无理由的上升而得悉的）。

    把他每一个无意识的动作，每一句最普通的话都归入他个人整体的世界观中来看，那么尽管抽象的斗争始终在他的精神中进行，他的出现，他的外表现象却显得极其生气勃勃。在他朗诵时（朗诵是他所酷爱的事情），每一句话都通过每个音节清楚无误地读出而表达出来，有时他舌头运动的速度令人头晕目眩，完全犹如音乐中那样分成短小的音节，一口气长得惊人，在强度音阶的渐强符号中急剧加强。——他的散文中也有这种现象，有的完成了的篇章（如马戏团女骑手）是仅仅由一个句子构成的奇妙的结构。

    我并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卡夫卡仅仅出现于“布拉格四人”的中心圈子里。根据他的性格，实际上他愿意与每一个情趣相投的人交往，或者至少在身体健康时不拒绝与人接触。同卡夫卡有过交往的人中有马丁布德、弗兰茨韦尔弗奥托皮克、恩斯特魏斯、维利哈斯、鲁道夫福克斯，在以后的岁月中还有朗诵家路德维希哈特、沃尔芬斯坦和其他人。这些人中有几位也许想要说几句话，并补充卡夫卡的生活图（参见附录二、三）。由于弗兰茨得了一场不太严重的疖病，也由于法国医生的几次治疗把他吓得够呛，导致了这次巴黎之行的失败。没几天他就回布拉格去了。卡夫卡对任何健康受损状况都很敏感。——身体的任何不完美感都能折磨着他，比如头皮屑或便秘或一个未曾完善发育的脚趾都会令他深感不适。对药物和医生他是不信任的。他要求让自然重新带来平衡，他鄙夷一切“非自然”手段。当他1911年去瓦伦多夫旅行（也许是公务出差）时，他认识了自然疗法的倡导者、工厂主施尼策，从而使他的这种倾向更加鲜明。我在我的记载（1911年5月）中找到了有关的一段：“卡夫卡星期五到布拉格，不到我这儿来，不到鲍姆处去。下一个星期四我终于生气地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是‘那么弱、浑身散了架子，胃糟糕得很，老是在家里，那么悲伤’。星期五下午他来看我，讲了关于花园城市瓦伦多夫的一些非常美妙的事，讲到一个‘魔术师’般搞自然疗法的人、富有的工厂主，这人检查了他的身体，仅仅从侧面和前面看了看脖子，便说骨髓中有毒素，并几乎已进入大脑，说是由于生活方式颠倒造成的。他所建议的疗法是：开着窗睡眠、晒太阳、在花园里劳动、参加一个自然疗法协会的活动，订阅由这个协会，或毋宁说由这个工厂主自己编纂的杂志。他宣扬反对医生、药物、打针的见解。把圣经解释成素食学说：摩西引导犹太人穿越沙漠，使他们在四十年内成为素食者。以曼那为素食品。死鹌鹑。向往‘埃及的肉罐’。耶稣在新约中更清楚地说到面包：“这是我的躯体。”弗兰茨对自然疗法和与之俱来的改革努力的立场是由强烈的兴趣伴随着的，通过对这一运动中混杂着的愚昧和乖戾怪僻的善意嘲笑，他的观点已与此运动有了可喜的不同。从根本上而言，他认为造就新的健康人，利用神秘而又公开地展示着的自然治疗力量这一工作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而且与他自己许多直觉和想法相吻合。他也作了大量的实践。无论什么季节，他都开着窗睡觉。到他的房间里去拜访他的人都会注意到那里新鲜、清冷的空气。他总是穿着单薄的衣服，冬天亦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吃肉，从不喝酒。得病时，他选择去乡村原始的环境中接受家庭化照料（在屈劳），对疗养院不屑一顾，到毫无办法时才去疗养院。1910年还有一次重要的会晤。我在我这一年5月里目的日记中找到这么一段记录：“萨沃伊咖啡馆。列姆贝格协会。对j.p.很重要。”（j.p.是我当时计划写的一部长篇小说）5月4日：“晚上与卡夫卡在萨沃伊。棒极了。”弗兰茨关于用伊地语（俚语）演出和演唱话剧的东方犹太人剧团的笔记无疑是从下一年开始的。从那时起，这些笔记填满了四开笔记本的许多页。很少有人像卡夫卡那样给这些演员（即使是其中最杰出的也不例外）以如此深的爱和如此紧迫的理解努力画像。他描写的既有关于他们的艺术的也有关于他们的私人生活的。由他给予这一殊荣的有克鲁格夫妇、契西克夫妇、皮帕斯先生，尤其是年轻的伊萨克略维。在这方面，我是激发者。我们的友谊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在许多方面我向卡夫卡学习，这是已经提到过的，在其他事情上卡夫卡又追随我的足迹。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将从我这儿接受的第一推动力发展到我从来不曾想象到的深度和广度。比如说，尽管我是萨沃伊咖啡馆里演出的常客，并在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犹太民族的知识；但弗兰茨在我带他到那里去了一次后，简直便融合在这个环境中了。这里体现了他干一切事情的那种高度的、创造性的、富有成果的换而不舍精神。一种奇怪而羞怯的爱与敬慕将他与一位女演员联系在一起，而她几乎毫无察觉。他将演员略维视为朋友，经常带他到他的住处去（这使不喜欢弗兰茨一切朋友的父亲非常恼火），让这个感情强烈的朋友叙述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和历程，从而得以深刻地窥视这群波兰——俄罗斯犹太人的风俗和精神危机。他的日记中凝聚着从略维那儿得来的财富；这段经历也引导卡夫卡去研读犹太史（格列茨编）和伊地语文学史（皮内斯编写的书的法文版本），——四开笔记本中大段大段地摘录着后者的内容，接着是关于小民族文学的结构和特点的思想丰富的探讨。同时还可在这些地方侧面看到卡夫卡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捷克文学发展的浮光掠影。在皮内斯一书的摘录后面跟着同样详细的比德曼歌德谈话录一书的摘录，足见他兴趣之广泛。顺便提一下，在卡夫卡以后的日记中还有伯爵夫人图尔海姆回忆录（读它“成了我最近几天的乐趣”入马赛兰德马伯将军回忆录和保尔霍尔茨豪申的德国人在一八一二年的俄国）的摘录。卡夫卡尤其爱读传记和自传体的著作。格里尔帕第和黑贝尔的日记、冯塔纳的书馆也在他爱读的作品之列，他对这些作品远比对这些作者的文学作品熟悉。属于他喜爱的书籍还有报告文学，如富兰克林的自传、萨赛的一八七0——七一年巴黎被围、弗朗索瓦、柯佩的一个巴黎人的回忆，后者尤推“玛蒂尔德公主”、“古斯塔夫福楼拜杰出的言谈”二章。卡夫卡朗读书中引录的他所喜爱的福楼拜的话真是庄严恢宏。他把这本书送给我，时至今日，我还很愿意重温他划出来的地方，这往往是那些表明作者的虚荣心和奇特性的地方，颇能说明卡夫卡的用心，比如下面这段关于拉玛丹的轶事：“我看不透这个年轻人——他在一个不认识人登门拜访后说道——他在我面前不那么激动。”卡夫卡怀着激动和愉快的心情闯入了东方犹太民族力量的新世界，下面这张明信片或许能够向我们展示这样的心情：“亲爱的马克斯，竟然叫我们给撞上了！苏拉米特和戈得法登即将上演了！我欢乐地浪费一张明信片，把现在你已经读到的这件事告诉你。我仅希望，他也已经给我写了信了。”弗兰茨根据伊萨克略维的陈述以略维的口气着手写一种类似自传的东西，借以环顾伊地语戏剧，这篇东西的开头部分保留了下来。这篇小作品很好地勾勒出他们间的谈话面貌，我那时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谈话；勾勒出一个当时吸引了卡夫卡注意力的利益圈子的面貌，这个圈子从与复国主义的抽象理论有别的角度，从更其活跃、更其色彩纷繁的角度向他和我展示了犹太民族的事业。那时候正值复国主义者和复国主义世界现初次来到我的身边，我把这些影响介绍给了我这位朋友，这种影响的发源地是布拉格巴尔——柯霍巴协会，尤其是那位杰出的胡果贝格曼。卡夫卡一开始拒不接受，—一我当初对这方面向我宣教的一切（往往以过于华丽完美的形式宣教）概不赞同，而且当初正是为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经院方式表示抗议，才走入了齐根广场那上演着受到普遍蔑视的“蹩脚小剧”的不怎么吸引人的萨沃伊小咖啡馆的。我积极地捍卫这种思想，尽管这些演员的表演往往类同于为滑稽而滑稽的文艺，接近伪艺术品。但他们的演出给我们提供的关于犹太民族的了解要多于西方犹太人的哲学理论，那些西方犹太人虽然也努力探索民族性，可是在核心上已经异化了。后来随着认识的吃力的增长，我才渐渐明白，东方和西方，齐翁山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卡夫卡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态度持续得比我更久。在我后来成了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徒时，我（当我们在莫尔道河上泛舟时）力图说服卡夫卡承认这种政策的必要性，结果不仅白费口舌，甚至导致了一些争吵，在我们中间造成了唯—一次短暂的疏远。——在我的日记中我找到了一段1913年1月18日关于在布伯、韦尔弗、卡夫卡、皮克、鲍姆和我之间的谈话记载，内容自然是这个题目。1913年8月23日日记：“下午同卡夫卡一起。游泳、划船。关于集体感的谈话，卡夫卡说，他没有这类感觉，因为他的力量只够用于自己。船上的辩论。我在这一点上的转变。他给我看基克加德、看贝多芬的书信。”12月的日记中谈到了疏远。可是12月24日已经又是：“卡夫卡。关于社会问题。城市公园。”——从那时起，卡夫卡日益向我的复国主义基本立场靠拢。在1918、1919年激动人心的那些日子里（犹太国民委员会、犹太学校成立），他以建议、同情、鼓励、出于爱心的赞同站在我一边，他对我工作的认可是我最重要的支柱，——而且他通过深钻希伯莱语，在这个领域中也远远地超过了我。然而我毕竟是先走了一步。让我们就那可怜的伊地语剧团再稍谈几句。从这里产生了我们后期似乎毫无关联的发展阶段的动力。卡夫卡为那些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们服务是不知疲倦的。比如，他起草了一封给波希米亚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信件，以求让这个剧团能巡回演出；他让他们的演出变得丰富多彩。通过这件事显示出，只要他还健康，还没有被职业、结婚计划等等弄得完全麻木，他身上使潜藏着何等充沛的被抑制着的能量和活力。1912年2月18日他在犹太区政府礼堂举办了一场略维朗诵会，朗诵会筹备工作和技术上布置的整副担子都压在他的肩上，他唉声叹气。但做来却潇洒优雅，不无自豪。弗兰茨为朗诵会所作的开场白保存在我的妻子的记录中。它是这样开始的：在东方犹太诗人的诗句开始之前，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懂得的行话要比你们估计的多得多。我对今天的晚会对你们中每一个人是否产生影响并不担心，然而我希望这种影响能马上自由扩展，只要它是份所应得的。但是在你们中间有些人担心听不懂行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那种担心的心情几乎可以从你们的脸上看出来

    至于判决中那个俄国朋友的形象，也有着演员略维的某些特征，这是十分明显的。而日记中的这句美丽的话是多么激动人心：“我们对这些这么好却无所收益，甚至远远不曾得到应得的感谢和荣誉的演员们的同情，实际上只不过是对许多高尚的努力之悲剧命运的同情，首先是对我们的努力之命运。”——离开布拉格后，略维脱离了他的人马，前往布达佩斯。在卡夫卡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封略维致弗兰茨的信，日期是1913年10月28日，发自维也纳。信中写道（具有特征的拼写和语法错误按原文保留）：“您想想，我陷得多么深，甚至断了与您的这一联系我多么盼望您的信啊！我早就脱开了一切，没有朋友，没有父母，没有家庭一切人中之最可爱的卡夫卡博士也失去了这一失去是我没有想到过的您是唯一对我那么好的人是唯一说话说到我心坎里去的人，唯一把我理解为还算不错的人。而您我也不得不失去可惜您不能给我写信。您不能对我好。我请求您不要以为我‘疯了’，我头脑清醒得很正常。就像死掉一样。”信中接下去出现了这么一个悲伤的句子：“我能够期待什么呢？再给来一针吗啡”附着的是弗兰茨对这封信或另一封信的答复的草稿。信中说：亲爱的略维：我真高兴，您还记得我；但从您信中可以得出结论，说我这么迟才回信，这却是不那么令人高兴的。我晕头转向，忙忙碌碌，却不能为自己或他人做许多有益的事情。

    此处有个新闻：我订婚了，并觉得做了件什么好事和必要的事，尽管世界上自然有许多怀疑，在这许多怀疑面前，即便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把握不定的。

    您始终还在折磨自己，无路可走，这是很悲哀的。您恰恰在匈牙利逗留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奇怪，不过也许有糟糕的原因。我觉得，当我们那时在布拉格的夜色中漫步时，我们俩心中燃着多得多的希望之火。那时我想，您一定会取得突破的，而且是一举成功。此外，我必须告诉您，我对您的前景的希望并未熄灭。您有那么点绝望，但也有那么点幸福，当您在绝望中想到这点时便如此。愿您为今后的好时辰而多多保重身体。您所必须经历的事态已经是够糟的了，不要由于损害健康而使事态更加尖锐化。

    我很希望能听到关于您和您的朋友什1的更多情况。您这回不去卡尔斯巴德吗？致最衷心的问候！您的弗兰茨k。

    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到达略维手中，他后来如何。——他今天是否还活着呢？1911，8月末。休假的欢乐。乘车前往苏黎世。然后去弗吕伦，再后是卢加诺。每到一处，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总是在湖中游泳。那是些阳光普照的日子，世界一片欢乐。我们的友谊在那时变得日益密切，逝去的工作年又经历了许多高潮，包括关切的担忧在内。我在3月13目的记载中找到这么一段：“卡夫卡打来电话，因为他房间里的灯光灭了，后来又亮了。”我把他的诗“小小的心灵——跳着舞步”（乡村婚事131页）谱了曲，用钢琴变奏来表现这简单的旋律，从而表明我对这位朋友的爱。顺便提一下，卡夫卡具有音乐语言艺术的天才，但却缺乏真正的音乐上的细胞，这看来有得亦有失，互为补偿。我经常观察到，有些作家在他们的诗歌或散文中表现出杰出的音乐的节奏和力度，好像在语言中发挥尽了他们的音乐力量，以致在音响的王国中再也不能占有特殊的席位。卡夫卡不会演奏乐器。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能区分快乐的寡妇和特里斯坦。无论如何可以肯定一点，他从来没有为认识高档音乐花过很大力气。但是对节奏和旋律的自然感觉却并不贫乏。我经常听到他哼唱略弗的谣曲艾伯斯坦伯爵，这是他喜爱的曲子。——我时常拽他去听音乐会，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音乐会给他的印象纯粹是视觉上的。“我听到的音乐自然在我周围砌起了一堵墙”他在日记中谈到一次勃拉姆斯音乐会“而唯一持久的对我的音乐影响是，我感到被囚禁着，与自由无缘”接着是关于女歌唱家们、观众、一个包厢里的教会人士，一句也没有谈及音乐。——弗兰茨对于戏剧、朗诵会的兴趣要强烈得多。我们一起在剧院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里、有着美丽姑娘们的酒家度过了多少个夜晚。这就是说，那种特卡夫卡视为沙漠修道土或隐士的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至少在他的学习阶段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此后呢？此后他对生活的要求不是太少，反而是太多，亦即要求尽善尽美，在爱情上也要求尽善尽美，否则宁可一无所得——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他与调情戏爱全然不沾边，对性爱他仅仅从最困难的方面接受，他从来不说“不正经的”笑话，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说。这意思是：他并不抗议，但是也无人会当着他的面那么干。他的整个品质是对纯洁的渴望。——在那青春年代里，这种严格的思维方式却还不曾如此清晰地形成。他记得他对一个叫韩富的酒馆女侍的热情，一次他谈到她时说，成团成团的骑士会从她身上驰过。弗兰茨在这个恋爱关系中是非常不幸的。这从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照片拍的是他和韩茜，但是看上去他好像马上就要脱身逃走似的。我的一段日记中写道：“特罗卡德洛酒馆。那里他［弗兰茨〕爱着德意志帝国邮票上的日耳曼姑娘。分开的房间。但他奇怪地退缩。当他说我将为您付房钱时，他笑了，仿佛那是嘲讽。”一些信中有对此或类似的关系的提示。这朦胧晦暗的女人事宜（根据他的思想——主要在他的思想中——亦可称之为不纯洁的）在他的三部长篇和其他作品中留下了许多痕迹。我在此再摘引一张寄自波希米亚森林中的斯皮茨山的明信片以及三封信，它们证实了他在同女人世界打交道中所渴望的、得不到满足的心情（卡夫卡提到的那本书指我的长篇小说诺纳发格宫，1908年人（明信片）亲爱的马克斯：我坐在阳台屋顶，前方快要下雨了。我保护了脚，把它们从阳台的砖地上缩回到一根桌子下的横档上，只是由于为写字而牺牲着双手。我要写的是，我很幸福，你若能来我将很高兴，因为森林里有些事足以令人在沼泽上躺着思索好几年。——再会，我马上就会回来。你的弗兰茨。（用的信封是assicurazionigenerall的）亲爱的马克斯：谢谢你。你一定会原谅我这个不幸的人没有更早些向你表示感谢。而我星期天上午和下午一开始无所事事地坐着，无所事事得可怕，仅仅通过我的身体姿势，仅仅为了争取一个职位。下午的后半部分依然坐在我祖父那里。但是经常为自由的时辰而激动，然后在黄昏时分不言而喻地坐在可爱的几床旁的沙发中，而她在红色的被子下面拍打着她那男孩般的身体。晚上同另外那一个去展览会，夜里去酒馆里，五点半回到家中。这时我第一次读你的书，为此我再次谢谢你。我只读了很少一点，而且是已经知道的内容。什么样的喧嚣啊，有控制的喧嚣嘈杂声。你的弗兰茨。1908.6.9亲爱的马克斯——现在是午夜十二点半，对于写信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时间，即使夜晚像今天一样炎热也罢。连夜蛾都不飞到灯光中来。——在波希米亚森林中度过了一些幸福的日子后——那里的蝴蝶飞得像我们这儿的燕子一样高。我回到布拉格已经四天，一片迷们。没有人受得了我，我也受不了任何人，但第二点只是结果，只有你的书（我现在终于一口气往下读了）使我舒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无从解释地深陷于不幸之中了。我在读它的时候，紧抓着它不放，尽管它根本没打算帮助不幸者。但倘若没有这本书，我就必须马上找到一个人，只需要他和善地向我提起昨天我同一个妓女在旅馆中一事。她太老了，已经无力多愁善感，人们对妓女不像对情妇那么亲热，这仅仅使她遗憾，却并不使她惊奇。我没有安尉慰她，因为她也不曾安慰我。最亲爱的马克斯，并不是有什么事非马上说不可，而是由于对你的问题好歹总得有个答复，要作出这个答复昨天走的那段路太短了（不是“昨天”其实那时已是夜间二点一刻）。你说，她爱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开玩笑还是没睡醒觉？她爱我，而不想问问我，我问谁一起在斯台科维茨，我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在工作日不能去旅游等等。在酒吧间里时间也许不充裕，但旅游时却有的是时间，你想要什么，而每一个答复对她来说都是够受用的。一切似乎都可否定，但在下面这一点上却没有否定的可能：我在外那儿害怕碰到w，我这么对她说了，于是她也马上害怕起来，为我害怕，怕碰到w。由此产生了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她对我的态度是高度的友好，这种友好完全没有发展的能力，与高度的和低度的爱情全都相距甚远，因为它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我根本不必把我自己混入那几何图形中去，让它保持清洁。现在我完全有资格睡觉去了。你的弗兰茨不言而喻，我们互相间平时谈到许多初期与女人接触的经历，弗兰茨有时回忆起更早些时候与一个法语女教师的关系。他也还说到一个他有一次在楚克曼特尔认识的女人。我拥有的材料中有一张发自楚克曼特尔的神秘的明信片，那是在很早的时候：我的地址是弗兰茨写的，林中小径那幅画下面的文字出自一个陌生的女人手笔。“这是一片森林，在这可以幸福。所以来吧！”署名是速记体，无法辨认。关于这个插曲和后来于1913年在利瓦的插曲（关于后者弗兰茨守口如瓶，这一点是他对那位姑娘的诺言），1916年的日记中有所涉及：“除了在楚克曼特尔，我还从未与一个女人亲见过。然后还有同那位瑞士女人在利瓦。第一位是个女人，我是无意识的，第二位是个孩子，我彻头彻尾地给搞糊涂了。”在卢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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