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

能简单得令人发指，却也不是谁都买得起的。

    那个时候的人要离开家，保持联系可选择的只有随处可见的公用电话和信件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不管哪一种，都让人感觉很不可靠，只要在外地的一方主动切断与家里的联系，光靠着知道对方身在哪一座城市这一点细微的能从以前的来电显示上分析出来的线索，根本无法从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地方寻找出一个外来户。

    当初县公安局的警察没能查出尸源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信息不通畅，他们寻找失踪人口时，仅限于黄市各下辖县区，再远的地方，他们鞭长莫及。凶手将死者扔进下水道，这一招可帮了他不少忙。被水泡过的尸体会在死后四十八小时肿胀呈现巨人观，换句通俗的说法，那之后的尸体，估计连他亲妈来了都认不出来，十多年前，dna鉴定那是只有几座大城市才能进行的昂贵鉴定手段，不可能来一个认领尸体的就做一回dna鉴定。

    抛开这些不管，文沫一门心思看起了审讯记录。王勇自被逮捕之后，警方一共对他进行了三次审讯，李响岳的大名签在每一份审讯记录之后。

    从记录来看，王勇肯定要审讯时吃了不小的苦。那时候警方办案手法简单粗暴，只要认定了王勇肯定是凶手，而且他还据不交代，挨打那就不必说了。以下是文沫认为口供有可疑的地方：

    问：“你一共杀了几个人？”

    答：“6个。”

    问：“为什么要杀人？”

    王勇没有回答，当天的审讯到此为止。

    下一次提审。

    问：“杀人的第一现场在哪？”

    答：“就在我家的卫生间里。”现场勘查也证明了王勇说的是真话，他家的卫生间内，确实发现了大量人类血迹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但这些血迹是否属于六位死者，警方无法判断，六位死者血型一致，都是o型血，不通过dna鉴定无法区别，而王勇已经交代杀人事实，警方便没有再为死者进一步做鉴定。

    看到这，文沫蓦得想起，合市的那六位死者，警方只做了dna检验，却并没有先检验血型。现在办案，一般都会做dna鉴定，血型检测反而被人遗忘了，难道说血型一致也是凶手选择受害者一个条件吗？

    赵栋接到文沫的电话，立刻通知鉴证人员，结果很快出来：这六名死者的血型也是一致的，却不是o型，而是b型。这也算是一个发现吧，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用。

    审讯记录记载，王勇承认自己杀了六个人，却对为什么杀人讳莫如深，文沫从头到尾看下来，最后停在了王勇在执行死刑前与李响岳会面的那份记录上。

    记录上清楚地写着，当时王勇说过，杀人不是他的本意，他不是真正的凶手，他还不想死。李响岳因为他的这句话纠结了十五年，生怕自己抓错了人，可是文沫没有参与这件案子的侦破，更能站在客观的角度看问题。王勇的意思，不是说他没有杀人，相反，文沫也认同当初李响岳的观点，王勇就是凶手，但是，他却不是唯一的凶手。

    说明白点，王勇的生平简介文沫也看了，他于1963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王起忠在一家轴承厂上班，在王勇十三岁时因一起生产事故意外去世，母亲魏相宜，家庭妇女。王起忠去世时，王勇还太小，没有办法顶替他父亲的职位接着上班，所以轴承厂给他们家发了相当于王起忠十年工资的补偿金，答应等王勇够十八岁了，就来轴承厂上班。魏相宜很快收拾好家里的东西，带着儿子搬出了轴承厂的宿舍楼，回到了她的农村老家，自那之后，只剩下他们母子相依为命，等王勇十六岁时，轴承厂因为效益问题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破产倒闭的企业之一。王勇失去了铁饭碗工作，又因为没能考上中专开始四处打零工过活。

    直到案发时，王勇年已36岁，却仍然单身，原因不明。

    认识王勇的人，都说他是个脾气暴躁却头脑简单的人，不聪明，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一眼就能让人看清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连杀六人，都让警方找不到呢？如果不是后来王勇上了警方的雷达，才露出马脚，天知道他还会再杀几个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

    难道王勇背后之人，就是现在合市出现的杀人凶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