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我对着躺在我面前的日记本倾吐心事,这不仅是我工作一天后唯一放松的时刻,也是我对生活仅有的寄望……
十六岁那年,我进入了军统,成为人们嘴里常说的特务。事实上,我只是受到组织照顾,被开了后门的“功将遗孤”。
我外公是力行社特务处较为早期的外勤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重伤,不得已从一线退了下来。而后因为身体情况持续恶化,卸去了在军统的职务,回家疗养。虽然作为元老级人物,他却因为仕途坎坷,远不如我母亲在军统的声威浩大。
可以说,母亲是继承了外公的衣钵。她曾经在早期的特训班里接受训练,各项课程一直成绩突出,年纪轻轻便成为军事情报处的得力干将。在牺牲之前,已是军事情报科的科长后备。
她把全副身心都献给了党国,于家庭来说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她将我和外公留在市郊的一个大宅子里,自己经常夜不归宿地工作。外公有腿疾,整天坐在轮椅上,对我很疼爱,我们爷孙俩就在大宅子里相依为命。
某些周末,家里会来许多客人,那些都是母亲的同事。他们聚在一起表面上是开派对玩乐,实际上是暗地交流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情报。
每当这时,外公都让我呆在自己的卧室里,他陪着我看书或是聊天,偶尔也下下棋,做点小游戏。楼下场面再热烈,跟我们爷孙俩都没有关系,仿佛我们有我们的世界。
外公坚决反对我继承母亲的事业,因此我的童年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也没有进入所谓的特训班。但我有一个致命的天赋,就是如盲人般敏锐的听力和触觉,也正因为如此,热衷于为党国效力的母亲才一直对我不能进入特训班而耿耿于怀。
我常听见他们的争吵,最凶的一次,外公摔了家里的一个古董花瓶,气得满脸通红,指着母亲的鼻子痛骂。这个举动成功地震慑了母亲,从此以后她便没有再提过让我进军统的事情。
母亲牺牲后,我尚在热孝之中,军统派人到家里来,和外公进行了一次深谈。他们走后,外公的情绪明显差了很多,他把我搂在怀里,慢慢抚摸着我的头发,嘴里发出轻微的叹息声。
沉思了良久,他很为难地开口,“他们说,在军事情报处,就是你妈妈生前所在的地方,给你安排了职位,希望你尽快就职。虽然你没有经过特殊训练,但他们可以先让你到特训班学习一段时间,相信你有了我们的遗传,一定可以胜任这个职位。”
我无声地倚在外公的膝盖上,想想他和母亲的经历,对于在军统工作隐隐感到恐惧。在我片面的想法里,进了军统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外公抚摸着我的额头,慈爱而又无奈地说:“我当然不能看着你走你妈妈的老路,可是他们的态度坚决,我只能为你争取到在相对安全的秘书室任职。如果你实在不想去,我也可以拼着这副老资格,再帮你争取一下。”
外公会这样说,大概也知道希望渺茫,他从事情报工作多年,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利害。
以我的身世,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母亲死了,不会开口,但外公还活着,不将我收编,军统很难安心。与其作为他们的心头大患,战战兢兢地生活,不如逆来顺受,以表示忠心来获取哪怕片刻的安宁。
“我没事。”我只说了这三个字。
外公担忧地望着我,我却只能故作轻松,对他报以笑容。
既然死不了,就得挣扎着活下去。
外公没再说什么,我的想法他早已了然于心,这何尝不是他的顾虑。他也知道,我只是一个活在十六岁少女外表之下早熟的孩子,孤儿的身份让我突然间明白了许多同龄人还不明白的道理。
没耽搁太久,军统的后勤人员就送来了特训班的入学通知。
由于我受到了特殊照顾,因此特训的内容比较潦草,只大致走个形式,算给我造个资历。教官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教会了我一些最基本的技能,他们还怕我学不会,又特意降低了难度。
就这样,我很快以“优异”的成绩从特训班毕业,正式到军统局本部报到。
接待我的是秘书室的张副主任秘书,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主要负责协理事务方面的工作,权限并不算很大。但主任秘书不在的情况下,秘书室就成了他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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