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生命发展的第五年,少儿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稳定的对待困难和事业的行为模式。在这个时候,少儿“对自己以及世界该抱有怎样期待”已经具有持久的、深层次的概念。此后,他将用这张统觉表(Scheme of apperception)来观察世界:在被人们接受之前,经验就已经被提前做了解释,这样的解释是建立在“生活意义”基础之上的。就算这里所指的“生活意义”是完全错误的,就算这样的方式会导致一个人极端不幸,人们也不会放弃它。因此,只有通过重新检查产生错误的原因,找出症结所在,并将统觉表进行修正完善,才能改正这种错误。有时候,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错误已经引发了可怕的结果,进而修改他的“生活意义”,并且通过努力真正改变了它。但是,假如社会没有对他施压,他也没有觉察,依旧按照原有的方式,他还是会接连不断地陷入困境,而他一定不会想要去改变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要借助了解情况的专家的力量来改正错误的想法。同时,他们也会给予我们更为合理的“生活意义”。
一个人的童年对其“生活意义”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个童年时期充满不愉快的人,可能会赋予生活完全相反的意义。如果是一个过于看重愉快经验的人,这样的事实并不会影响到这个人对生活的态度,而只是会让他对外界充满了戒备。他会认为:“为了让我的后代不再经历不愉快,我一定要努力改变这种令人不满的环境。”还有一种人会认为:“身边的人总是占我便宜,这是多么不公平啊!既然这个世界如此不公,我有什么理由善待它呢?”有些人会这样告诫他的孩子:“我小的时候经受了那么多痛苦,我都挺过来了,你们为什么做不到?”而这种人也可能会这样认为:“我小时候经历了那么多坎坷,因此,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一般来说,这样的人会把小时候的经验都付诸于行动,倘若这种对于经验的解释没有改变,他们便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可见,个体心理学摒弃了决定论。成功或失败并不是由经验所决定的,一个人只是从经验中提取部分来确定自己的目标,而不会被旧有的经验所困扰或击败。我们的意念是被经验赋予我们的“生活意义”所决定的:当我们将某一旧有经验作为将来生活的基础时,或许就已经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生活意义”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则以个人赋予环境的意义决定自己。
然而,一个人童年所处的环境却非常容易孕育出具有严重错误的“生活意义”。在不愉快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多都变成了所谓的失败者。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那些在童年时期遭遇疾病或在先天因素影响下致使身体的某些器官出现缺憾的孩子。这类儿童通常不容易感受到生命的真谛在于奉献,因为他们心里所承受的压力很重。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只关注自身的感觉,除非身边的亲人愿意用其他的方式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并且,他们很容易在和他人的比较中变得灰心丧气。处于当今这个文化背景中,他们更容易因为周围人的同情、嘲讽而逃避现实、深感自卑。这样的境遇可能会让他们感觉被侮辱并丧失为社会做贡献的信心。我想我应该是研究那些存在生理缺陷,或内分泌紊乱的儿童所遭遇的困惑的第一人。我在不断地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而不想试图证明导致一个人失败的原因在于先天遗传或者生理缺陷。生理缺陷并不一定是造成人类养成错误生活模式的元凶,我们也并不能证明内分泌同样出现问题的两个儿童会有相同的不良反应。
我们不难见到克服困难并成为栋梁之才的“问题”儿童,在这方面,个体心理学并不夸大优生学的好处。纵观历史,有很多为社会献出力量的优秀人才都有生理上的不足,有些身体情况极差,甚至早早就离开了人世。然而,正是这些在困难面前绝不服输而走出困境的人,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他们越挫越勇,不断地拼搏向上。如果我们只把目光锁定在他们的肉体上,就不能看清他们的内心到底是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朝坏的方向发展。事实告诉我们,多数情况下,这些儿童都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引,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困难,这就导致他们只关注自身,最终也就走向了失败。
导致儿童形成错误“人生意义”的做法是因为他们过于娇纵。受到溺爱的儿童总会将自己对他人的期待理解成一种命令,他无须努力就能够受到上帝的娇宠。并且,他们还会认为:他们天生是与众不同的。于是,当周围的人没有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相反地,每个人都希望被光环笼罩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世界对他不公平。他已经形成了不懂付出只想索取的心理,并且从来没有用除此以外的任何方式与其他人交往过。身边的人总是娇惯着他,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可以说丧失了独立性。于是,当他遭遇不幸时,只能通过乞求别人来获得解脱。他也许认为:如果他的地位再高一些,如果他可以勉强其他人承认他是与众不同的,他的境遇就会有所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