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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士子取得出仕资格,大体有三条路径,科举,以及贡生、监生。
所谓监生,一般指在国子监就学,或者取得在国子监就学资格的人,分举监(会试副榜,翰林院择优)、贡监或优贡、荫监(恩荫及难荫)、例监(捐纳)、官生等若干种情况……
国子监,起源、分化于太学。西晋初年,在太学之外立国子之学,五品以上贵族子弟入学。北齐改名国子寺,隋开皇初年,升格为国家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隶属太常寺,十三年,直属内阁,大业三年,首度改称国子监。
明代起,国子监与太学合并,南北两雍,清承明制。主管官员,也就是监事大臣,由皇帝特命,最熟悉的陌生人,果郡王,首任监事大臣。
课业繁重,《四书》、《五经》、《性理》、《通鉴》为必修,其余八经、二十二史为选修,每日临晋、唐名帖至少六百字,并学习诏、诰、表、策、判等文体的写作。乾隆二年,效仿北宋胡瑗“苏湖教法”,分设“经义”、“治事”两斋,经典之外,还教授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等内容。
每月,除法定休息日(初一、十五,实际只有半天假)外,实际教学时间二十七天。“子产子产,准备挨板,中庸中庸,屁股打红”。上课期间很长,白天“书声喧两庑,无复辨朗朗”,晚上“传柝三更静,挑灯六馆明”,且不得无故外出,上厕所都要持“出入牌”。
此外,国子监,还是中国最早实行“学分制”的高等学府。顺治三年起,坐监期间,一年为限,每月考核一次,经义一道,策论一道,一等一分,二等半分,以下无分,满八分及格。兼通五经,兼通二十一史(《明史》还未编撰完成,《旧唐书》、《旧五代史》乾隆时期纳入,二十四史最终成型),或者善临钟繇、王羲之贴,额外记一分,及格才予拨历……
清中叶以后,国子监,尤其是其中的贵族官学部分,渐渐荒废涣散:
“贵胄学堂学生,类皆王公、贝勒、宗室子弟,故其膳极丰厚精美,人设一席,日需库平银七八两,稍不遂意,即遭呵叱,甚且飞盘掷碗焉。总办、教习皆为学生之奴隶,呼往喝来,唯命是听,学生每日到堂,须由教习遣人往请,有请至四五次,至午刻始莅止者,抵堂即索午餐,餐毕扬长而去,并不上课。亦有偶尔兴至,入讲堂,高唱京调一出者,故时人拟之为安乐园云。”
如此,教学质量可想而知。京师人言“十可笑”:“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 ”
上林现任主要省级领导干部中,论学历,常务副省长陈密,可能,应该是最低的一个。他参加工作,包括入党,都很早,高中毕业就上班了,80年代末,通过函授的形式,拿了张中国政法大学文凭。从此再没进校门,党校中短期培训,什么中青班、省部班之类,不算,如果不算的话。
当初的政策,函授学历,五年制,文凭上,写的虽然是本科,只享受专科待遇,幸而几年后,恢复学位制,统一“追授”为学士,好歹一碗水端平,理论上端平。不光学位低,陈密的水平,似乎也不怎么样,政府系统出身,还爱不懂装懂,到哪儿都喜欢发表一番指示,没少闹过笑话,发言报告念白字就不说了……
几年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因为一封致时任中宣部部长,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第一书记刘x公开信,遭到解聘,引发争议。校方的解释,不是解聘,而是不再继续聘用,教学质量评估连年垫底。
公开信中,夏业良指责刘部长“不学无术”,主要论据是其学历,师范学校毕业,中专等级,党校补了个本科,也是函授,“算哪门子的学历”(夏原话)。“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批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
可事实上,夏教授忽略了一个关键逻辑,受教育层次,知识水平,和执政能力,完全是两码子事。舌战群儒,面对程秉(郑玄高足)“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的讥讽,诸葛亮反唇,“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仍如陈密,闹笑话,念白字,不假,但真共过事的,可以指摘其“不学”,却少有说他“无术”的。一直以来,陈密都是有名的智多星,点子一个接一个,屡试不爽,而且有急智,千钧一发,临机决策时,问他,不说百发百中,十次有九次稳赚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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