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王锡爵是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当时申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王锡爵位在第三,三人同为南方人,当然代表着江南仕族的利益了。
原先明朝的海禁到了嘉靖年间,已经形同虚设、漏洞百出,各方豪杰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江南依靠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场盛宴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辽宁的崛起,把原来海上贸易形势微妙的平衡彻底打破。先是玻璃制品和骨瓷(灵瓷)的出现,抢了江南陶瓷的市场,而且辽宁的产品和江南的陶瓷完全没有可比性,让江南无从反击。
辽宁打败朝*鲜,设置海关后,完全控制了明国和朝*鲜的海上贸易。想要正常贸易,就必须缴交巨额的关税;在辽宁水师的严厉打击之下,走私基本上是有出无回。这是辽宁大伙的财路,任你求饶贿赂都不会退让。
江南仕族也不是没有尝试制造舆论,取消海关。但由于辽宁的利益共享的策略之下,囊中羞涩的朝廷和内廷,只是无关痛痒的说了几句,就无声无息了。
至于江南仕子惯常的煽*动*民*变的伎俩,在江南还合用,在北直隶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更别说作为羁縻之地的辽宁了。
历史学家李洵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有特点的社会势力。他们凭借着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条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上的功名,然后扩展经济实力,引领当时的社会风潮,在江南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由于华夏封建社会仕子的特殊地位,他们掌握着社会的舆论,得到社会大众盲目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他们又和封建仕族勾结,代表着封建仕族的利益,为他们摇旗呐喊,散布舆论。
在明末,新鲜出炉的无*产*阶*级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很自然的被仕子们挟裹利用,作为封建仕族和政府对抗的工具和炮灰。在明末,江南封建仕族就多次利用织工、矿工对抗向他们征税的税监、矿监。因为有功名的仕族是不需要交税的,作为他们的代表,朝廷的大佬们当然不会向他们征税了。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可不会说这些。教科书里面记载:“明神宗朱翊钧统治时,为了增加皇室的收入,挖空心思地榨取百姓的血汗。从公元1596年开始,他派遣宦官到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大镇做“税监”,“矿监”,搜括钱财……苛刻的税捐制度导致江南各地百姓纷纷暴*动,江南地区人民的反税监、矿监斗争带有市民斗争的性质,历史上被称为‘江南民变’。”至于税受用于什么地方,就不关教科书的事了。
当东瀛幕府求和的消息传回北京,江南仕族的代表们立即反应过来:看来只能向辽宁输诚了,否则江南和东瀛方面的海上贸易也会被截断,这样的话,江南仕族就只剩下和南洋的海上贸易了。
王锡爵背负的任务就是和辽宁确定海上贸易的势力范围,保护江南仕族的利益。辽宁当然不能同意:我们还想着到南洋做无本生意呢,现在都划定范围了,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啊?!
经过短暂的商议,辽宁上层一致同意:以辽宁上层还要商量为由,先把老王踢到长崎和谈,撂上几个月,趁这段时间敲打一下江南的那群自大的家伙,再和他们谈!等旱灾、风灾连续破坏江南,再派李思谨扫荡一下东南沿海,看你们还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