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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勋在太学里讲课,首先尝试强化学生们的“国家”概念。
因为这时代的士人并没有完整的国家概念,更不知道什么叫“爱国主义”,他们往往只有家族的概念,在大多数士人眼中,所谓汉天子,不是国家的代表,而只是天下最大家族的代表而已。明朝人能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汉朝的士人可说不出这话来。他们只会想,是因为家族在地方上或朝廷中有势力,我才能或被荐举或因萌荫而入仕,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出人头地全靠家族支持。国家?给了我什么好处了?怎么就养我了?
儒家讲忠君,但初期的忠君思想又与后世不同,忠于君其实可以等同于“忠诚于上级”,对于士人来说,他所要忠的是上级的卿大夫,卿大夫所要忠的是上级的诸侯,诸侯所要忠的上级的天子。一直到汉武帝搞“大一统”,才开始告诫臣民,你们层层忠君是应该的,但更应该忠于我这个天下之最大君。可是逮至汉末,这一思想也并没有彻底地融入人心——这时候的官僚与其属吏仍可君臣相称,便是明证。
故而,是勋首先要把国家立起来,把天子作为国家的代表,要求士人们以忠于天子为表象,以忠于国家为实质,希望从思想上铲除掉家族利益这根毒苗,从而阻止门阀世族的继续扩张和腐烂。
所以他说“先知爱亲,然后及于爱人,及于爱家,及于爱国”,不提天子;又说“爱于家,及于君,至于国”,把“君”(可以是上级,也可以是天子)放得比“国”低一层级。
只有培养起了士人的国家概念、爱国理念。才能提升凝聚力,抵御将来可能会汹涌杀来的外侮。至于个人价值、思想自由那类玩意儿,现阶段还根本谈不上,那些新思潮只会加大离心力,在摧毁家族之前,先把国家给搞跨喽。
他这在太学的第一堂课,简明扼要。才不过讲了半个钟点儿而已——肚子里货色有限,再多也讲不出来了。然后端起水杯来润润嗓子,就开始让学生提问。太学生们都觉得挺新奇,那时候除非上小课,否则老师很少花太多时间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好比郑玄在高密五日一开讲,就压根儿没有问答环节。
学生提问。对是勋是一次挑战,因为他本身既不是思想家,也不够纯粹的学问家,所长之处,只有口舌之利罢了。但是面对那么多学生,你不能总靠诡辩蒙混过关啊,总得抖点儿干货出来啊。因此他事先声明:“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圣贤尚且如此,况我等耶?”
完了又抄袭韩愈的《师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卿等若能难我,非我不贤,是卿等有专攻也。我不能答卿等,非我不足为师也,是卿等已可出师也。不拘何惑,尽可问之。”咱有言在先,你们有什么疑惑尽管提。但我不一定答得出来。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太学生里真正有思想的其实也凤毛麟角,很多人只是死抠经义,被是勋三言两语就给打发了。某几个谈了谈孝道,论了论忠君,倒也不出是勋的意料之外。基本上,他这头一堂课,算是比较顺利的。
但即便如此,上完了课下来,还是满头的汗,连嗓子都有点儿哑了,转身就对许慈说:“今日始知为师之不易也。”然后当着学生们的面,直接把手里捏的那本《孝经》递给了诸葛瑾:“相赠与卿,且勤学之。”
诸葛瑾感激莫名,毕恭毕敬,双手接过。很快,这小子就被学生们给包围起来了,人人伸手,都想摸摸看这本书,琢磨琢磨,究竟是怎么装订起来的哪?
诸葛瑾是聪明人,他常来常往是勋府上,很清楚是勋建坊造纸和打算卖纸的事儿,所以当着同学们的面,极言用纸的方便,并说:“此乃故兖州刺史曹公家坊所制,其质为关东之冠。”是勋早就关照过他们了,我也就跟荀彧、钟繇这些朋友们老实交待是自家作坊,你们可别到处去乱说,别人问起来,就报曹德的名头。
造纸,那是为了自家的习惯,也为了文化更方便传播,要是能卖钱充实一下腰包,当然更好,他可并没有想在史书上被写成蔡伦第二。
是勋这一段时间大是悠闲。侍中一官,本为散职,供皇帝直接指使,武帝后逐渐成为别职的加官,得入禁中奏事,逮魏晋而权同宰相。但是勋脑袋上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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