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早行人”那些先来的便把他们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认他们是汉族,管他们叫“犭+客”客家人当然不能接受。为了“反客为主”也为了“自强不息”便考证出自己是华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约北起并州上党(山西),西届司州弘农(陕西),东达扬州淮南(江苏),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东,颍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总是要打仗的,那里从来就是问鼎逐鹿之地。问鼎逐鹿当然是一种英雄业绩,只可惜这种英雄业绩和老百姓没多少关系。反倒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胜利的成果只属于少数英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灾难却得由老百姓来承担。因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仓皇出逃。据历史记载和学者考证,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从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赣北、赣中,第二次跑到闽西、赣南,第三次跑到粤东、粤北。越跑,离自己的家乡越远。
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和现如今打工青年的只身南下不同,那时的南迁是集团军式的。不但是拖家带口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个家族成建制地集体迁移。血缘纽带并未割断,宗教关系照旧保存,风俗习惯也依然故我。原来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是什么关系;原来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怎么过日子;原来怎么说话,现在还怎么说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然而换了地方和没换地方总归不一样。虽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毕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开始说吴语,同时原来的杭州人也慢慢开始说官话,因此现在的杭州话便有一种半吴语半官话的特征,和其他吴语区颇不一样。客家来到远离故土的南方,语言一点都不变,似乎也不可能。
不过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闽粤赣与世隔绝的闭塞山区。穷乡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远,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维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而“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号。但这样一来,他们和故土的关系就有点尴尬了,——他这里一厢情愿地保持着旧时风貌“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广东梅县客家人黄遵宪语),中原那边却早已“换了人间”说起话来满不再是当年那个“中原音韵”结果,客家便走到哪里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乡的子孙后代见了他们,听着他们那一口现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话”真的要“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随主便”与土著便难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时时烽烟骤起不可开交。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团扎堆,高筑墙,广积粮,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闽西土楼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客家社区建筑。土楼被“老外”誉为“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上长出的蘑菇”但在我看来,它怎么看都怎么像个大碉堡。体大,楼高,墙厚,处处设防,易守难攻。土楼之中,水井、粮仓、畜圈,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土电话”可以一呼百应。几十上百户人家在这里聚族而居,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全面设防的城市之中。
可惜土楼再大,也有住不下的时候,贫瘠的山田也无法让日益增长的人口都吃饱肚子,而摩擦和械斗又屡禁不止,于是一部分客家人便只好再次远走他乡。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广西,有的到了台湾,有的到了湖南,还有的到了海南岛,但都说客家话。在广西的叫“新民话”或“麻介话”在四川的叫“土广东话”其实客家话不能算是广东话,连粤语都不能说就是广东话,客家话又怎么能说是广东话?只不过客家话的大本营在广东梅县,四川的客家人也是从粤东北迁移过去的。四川人分不清粤语和客家话,也就只好管客家话叫“土广东话”了。
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的客家人,主要是清代康乾之际和乾嘉之后从粤东北、赣南和粤中出走的,他们已经不好再算北方人,他们说的话也不好再算北方话。不管他们说的话如何地“客味甚浓”也只能说是一种南方方言。其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别,虽然没有闽语、粤语和吴语那么大,也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个族群从西晋开始就南下做“客”一做做了上千年,而且还到处做客,这可真是个奇迹,因此也有认为客家不是什么“客”反倒可能是“土著”的。比较靠得住的是李如龙先生的结论:客家先民主要是晚唐五代时期南下的中原汉人,客家方言的定型,则时在两宋之际,地在闽西赣南。不过,客家人从晋南、陕东、豫中、苏北跑到赣南、闽西、粤东北,又跑到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历时数百年,跨地数千里,实在很是辛苦,我们还是“英雄不问出处”吧!
五、一堆石头
如果如赣语像刀,客家话像圈子,那么闽语就像是石头,而且是活化石。
闽语的形态是很古老的,老得有时候你会觉得福建人说话简直就是在说古汉语:你叫汝,他叫伊,吃叫食,走叫行,脸叫面,黑叫乌,锅叫鼎,绳叫索,翅膀叫翼,图章叫印,房子叫厝,棉袄叫裘。当两个福建人相互询问“食糜未”(喝过粥没有)或“有伫无”(在不在家)时,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进了时间隧道?
闽语既古又怪,既老又杂。闽语原本又叫“福佬话”福佬,是后来之客家对先到之闽人的称呼。反正福佬就是闽人,或福建人,但福佬话却不好说就是福建话。实际上没什么笼而统之的福建话,只有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等等,它们都是福建话,却又都不能对话。这正是福建不同于广东、湖南、江西之处。广东人听不懂广东人说话,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广东话(粤语);湖南人听不懂湖南人说话;江西人听不懂江西人说话,也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湖南话(湘语)或江西话(赣语),比方还有说客家话等等。然而福建人听不懂福建人说话,却是因为他们都说福建话(闽语),这可真是没有道理可讲。
事实上闽语也是汉语中内部分歧最大、语音现象最复杂的一个大方言。它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堆石头。往大里数,是三块,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和莆仙话则是夹在这三块大石头中的小石头。细数,也有数出六块或九块的。石头堆在一起,挤得再紧,也各是各。闽语就是这样。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这些“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可能比某些大方言之间的差异还大。所以福建人和福建人坐在一起,弄不好就是大眼瞪小眼,鸡同鸭讲,不知所云。
看来,弄清闽语的形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福佬的祖上多半也是北方人。起先来的是吴人,是孙权称霸东南时从江苏、浙江跑到福建来搞“开发”的。他们把“吴楚”、“江淮”方言带到了福建,所以闽语当中,还保留了不少原始吴语的特征。准确地说,那时的闽中,有古吴语,有古楚语,当然还有古闽越语。福建方言是多源的。
不过这些先期入闽的吴人和孙吴政权一样没成什么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还是中原来的汉人。他们从中原跑到福建来,原因也很多:有“避乱”的,有“征蛮”的,有“谪遣”的。比如韩愈,就是“谪遣”韩愈谪贬之地虽然在广东潮州,但那正是闽南话方言区。韩愈也好生了得,让潮州的山山水水都姓了韩(韩山、韩水)。不难想象,如果跑到福建的是一大批韩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入闽,是在西晋末年永嘉丧乱以后。那时中原人每六个就有一个渡江避乱,一等的“望族”随皇室定居在富庶的江浙,而且把宁镇一带的方言从吴语变成了官话;二等、三等的只好继续往南跑,所谓“衣冠八族”入闽,说的大约就是这些人。入闽的路线大约有海陆两路,定居点则有三个中心,即建瓯、福州、泉州。所以,后来建瓯话、福州话和泉州话就分别成为闽北话、闽东话和闽南话的代表。当然,现在闽南话的代表已变成厦门话了。这很让泉州人私下里嘀嘀咕咕,不以为然,因为厦门本属同安县,而同安县又属泉州府。但这就像上海话终于取代苏州话成为吴语代表一样,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谁财大,谁气粗。
迁徙的时间也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在南梁,主要定居于闽北;第二次在初唐,主要定居于闽南;第三次在五代,主要定居于闽东。“中原汉人三次入闽之后,闽方言便都定型了。”(李如龙福建方言)
最初入闽的中原汉人虽然分散在闽北、闽东和闽南,当真要说话,大约还是听得懂的。但闽北、闽东和闽南,毕竟山河阻隔,道路崎岖,既不同风,亦不同俗。说起来福建的情况也是特殊,首先是天高皇帝远,北面有吴语挡着,南边有粤语堵着,西边呢,又有赣语和客家话拦着。就是想和北方说几句话,也没了可能。所以反倒是远离中原的福建,保留的古语古音最多。其次,福建的地理环境也特别,移民总是伴水而居的,如果水系较长,移民们也可能溯流而上,或顺江而下,进入别的地区。然而福建的河流都比较短,又大多独流入海,河与河之间又有高大的分水岭隔着,移民们便只好分别在晋江流域(闽南)、建溪富屯溪流域(闽北)和闽江下游一带(闽东)互不搭界地各自折腾。鸡犬之声既不能相闻,也就更加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往来,也就生分了,最后,便连话都不通。
实际上闽语内部最大的分歧正在山与海。山,就是西北诸山,闽北、闽中、闽西是也。海,就是东南沿海,闽南、闽东、莆仙是也。二者之间的分野“恰好与晋代晋安郡和建安郡的分界相重合”(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这也不奇怪。郡县总是因人而设的。从陆路入闽的进入西北山区,伴建溪而居,于是便有建安郡。从海路入闽的进入东南沿海,伴晋江而居,于是便有晋安郡。前者从仙霞岭、武夷山向东南发展,后者从东南沿海向西北推进,等到两郡之间的空间终于填满时,各自的方言却早成定局。后来,本属泉州管辖的木兰溪流域(莆田、仙游)自成一个二级政区(宋元兴化军、明清兴化府),莆仙话便成了闽东话、闽南话这两块大石头之间的小石头。
历史、地理、政治一齐使劲,八闽也就互不交通。
六、杂交品种
说完了闽语,就该来说粤语。
粤语和闽语一样,也是和普通话相异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则为吴语,再次为湘语、赣语、客家话,和普通话相异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内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华北方言。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为三组:闽粤、吴湘、赣客。吴湘形成最早,赣客最晚,闽粤居中。吴湘同源,赣客同代,闽粤的关系则有些微妙。
如果说吴楚(或吴湘)是远亲,那么闽粤便是近邻。在华夏诸族崛起于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时期,闽粤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周人别内外,定亲疏,有四夷、八蛮、七闽、百粤各色人等。七闽、百粤排在四夷、八蛮后面,可见在当时华夏民族的眼里,闽人和粤人比“蛮夷”还要“蛮夷”甚至直到如今,闽人和粤人在不少人眼里仍有“非我族类”之感,因为他们说的话最难懂,风俗习惯也大相径庭。千百年前,和他们说话要“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现在如果没有翻译,也还是困难重重。
百粤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其中住在浙江的叫“于越”住在福建的叫“闽越”住在江西的叫“扬越”住在广东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骆越”可见闽粤之间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没准还是同祖同宗,完全应该“同病相怜”乃至“同舟共济”的。然而闽粤文化却并不相同,闽粤之间也少有交通。闽语和粤语之间的差异,也不比吴语和湘语、赣语和客家话之间的差别小,甚至闽人和粤人在体质上也不太相同。闽人和咱们一样,都是蒙古人种,粤人则被疑为马来人种。其实马来人种也是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叫“马来亚种”但一说“马来人种”便想到什么安南啦,暹罗啦,爪哇啦,有些“异类”的感觉。
粤语也很异类。它和普通话的差异,要多到七成以上。闽语和普通话的差异也有这么多,但闽语是当年中原音韵的遗存。说闽语异类,便未免数典忘祖。再说也没什么人说闽人是“马来人种”粤语,不三不四,怪里怪气,爪哇人的话,算什么呢?
其实粤语也是汉语。在海外许多地方,它还被看作是“正宗”的汉语,形态上也并不比闽语古老。闽语中本字无考的读音很多,普通话填词的歌曲如果改用闽语来唱,就不伦不类“翻译”成粤语却没什么关系,因为粤语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读音系统,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话对换,所以,和闽语相比,它还是更“现代”的汉语。
实际上粤语的源头比闽语还久远。因为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岭南,是在秦代。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将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后,任嚣、赵佗又再次平定百越,并留下将士五十万人镇守,越汉杂处的局面形成,古粤语也就初具规模。然而现代粤语却并不是古粤语独立发展的产物。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它不断受到中原汉语的影响。特别是汉末唐末宋末这三个时期,中原汉人络绎不绝地进入岭南,其中不乏名门望族、学士文人。这些人代表着比较先进的文化,来头大,水平高,便使当地土著逐渐汉化,粤语也就一变再变。
这就和闽语的形成不大一样。闽语的成型是突变的,粤语的成型则是渐变的。因为对于岭南来说,大规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后所受之影响不过潜移默化,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过程。福建就不一样,移民既晚,来势亦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往往伴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比如晋室偏安江左,与福建相去不远;隋中叶全福建人丁不过一万五千户,到唐开元时仅泉州就有五万余户人家,可见移民之多。如此铺天盖地,则原先散落在八闽大地的那些闽越土著,也就势必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没多少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着结束。因此突变的闽语便相对比较封闭,渐变的粤语反倒有一种开放的性格。粤语是很有一点“拿来主义”精神的。粤语中外来词汇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衬衣)啦,的士(taxi出租车)啦,我们早就耳熟能详。这种现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粤语突出,也不像粤语那样喜欢搞“中外合资”同一个词或词组中,一半外来的,一半土生土长的,还要把那外来的词念成粤语腔。
其实这正是粤语的一贯作风。它原本就是中原汉语、当地土话、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的“杂交品种”直到现在,粤语中还有不少当年“百越杂处”的痕迹。比如“这”说成“呢”就和壮、侗、傣、黎、布依语相同或近似。又如细想叫捻,抓住叫揿,一团叫一旧,便是壮语。乜、拧等字都念阴调,也和壮语相似。修饰词放在被修饰词后面,比如客人叫人客,干菜叫菜干,公鸡叫鸡公,牯牛叫牛牯,更是壮语的构词特征。汉语和壮语虽然都属汉藏语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语族,粤语却能将它们融为一体。这种融会贯通、大而化之的神通,正是粤语和粤语文化的特征。
粤语既然能打通南北东西、古今中外,自然也能打通全省,这就和闽语不同。粤语是一体化的,闽语则是多元化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粤语文化的影响要比闽语文化的影响大。粤剧远比闽剧或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有名,广东音乐也远比福建的南音深入人心。美术方面,广东有岭南画派,福建却乏善可陈,因为福建虽不乏人才,但八闽互不交通,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锣齐鼓不齐的,没法拧成一股绳,也就不可能和一体化的粤语文化相抗衡了。难怪海外的华人虽然闽人比粤人多,粤语却比闽语吃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