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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劳爷的第一次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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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出现什么‘反腐败积极分子’,反感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闹得大家都不得安宁’的人。这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好几位省内著名的反腐败英雄。他们都是省纪委系统公开表彰的模范人物。但是接触下来,这些人在本单位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好日子过的。不是‘晚景凄凉’,就是眼下特别‘孤立’。

    “而再看看那些已然被关被杀的‘腐败分子’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他们几乎全是被他们周围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一开始并没有那么狂妄,也没那么贪婪,甚至有的还比较清廉勤政。但他们只要一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们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几乎所有的人在他们面前一下就丢弃了(仿佛是自动丢弃似的)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几乎所有人在他们面前都变得只会说‘对对对’,‘是是是’。有许多案例证明,某些贪官挪用占有公款几百万几千万,在过程中只要有一个会计、出纳、财务科长或副科长,或其他某一个当事人,在其中一个环节上说一声不字,这几百几千万就不会‘流失’。但无一例外地,是几乎没有一个下属在他们应该说不字时,说出规章制度赋予他们可以说的这个‘不’字。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都点头哈腰事权贵,都不敢来说一个应该说的‘不’字?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怎么才能让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都敢在当官的面前说‘不’字?这是另一个相当重要的、不能不追究的问题。我现在要说的是,所有的人都不说‘不’字,于是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分子。这个‘不’字光靠纪检委系统的人说,是不行的,是不够的。

    “我没系统地学过历史。只是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涉猎过一些相关资料。几千年来,我们都说封建社会腐败。其实你翻开史料好好捉摸一下,那些被我们用‘专制独裁和腐败’一言以蔽之的历朝历代,都曾下过很大的力气推行反腐败工作。决心之大,刑罚之重,手段之狠毒,都不是我们这些当代人所能想象,甚至是能接受的。比如,谁要贪赃枉法,不仅要杀你个人的头,还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那真是要杀一个断子绝孙。天昏地暗鬼哭狼嚎啊。杀你本人的时候,也不是一刀就解决问题.得从大腿内侧开始下刀,一点一点地‘剐’,一块一块地‘割’,不剐满三千刀,就让你死了,刽子手还得负‘刑事责任’。药料下得如此之猛.他们制住腐败了吗?没有。为什么?在陶里根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想这个‘为什么’。有时真让我想得头疼。恶心。

    “我们都‘向往’腐败。我们都‘羡慕’腐败。我们屈服在腐败分子的淫威跟前。腐败在我们的怂恿下.退让下,滋养供奉下产生和成长。实际上是我们在‘制造’着腐败。

    “我们下很大的力气在抓有问题的’顾立源’和‘饶上都’,但你怎么扛得住人们在不断地制造。一批批地制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制造。而且是不动声色地、有意无意地、如水银泻地、春风催生野草般地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制造着=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怎么对付那些有问题的‘顾立源’、‘饶上都’。那好办。抓。十个八个、一千一万地抓,有多少抓多少:就像我们说惯了的那样,‘涉及谁就坚决查处谁’: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对付那数也数不清的‘制造者’或怂恿者、保护者你有办法吗?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一介布衣,平头百姓。

    “也许我们还做了些事情。但是,有用吗?

    “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所做的这些有用吗?”

    说到这儿,劳爷脸上出现了一种特别古怪的神情,这神情常常出现在那种特别固执,甚至固执到偏执的人的脸上。他们的目光呆滞,但又极其坚定热烈。曹楠说,那一刻.妲恍惚觉得都有一点不认识眼前这个劳叔了,心里陡然地有些害怕起来。

    这时,邵长水问道,你说这么多,还是没说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对祝磊的材料进行作假和伪造啊?

    曹楠说,当时我也没怎么整明白。后来才明白,他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无效劳动。既然是无效劳动,那就不必要这么较真了。不必为此去付出巨大的、以至拿自己的一生做代价来付出。他觉得,如果原封不动地把祝副市长写的这材料交出去,很可能对祝副市长自己、对我都会产生极坏的副作用,就要让我们

    拿出自己的一生来作为代价

    邵长水问,有那么严重吗?再说,祝磊已经判了死刑了。他还什么一生不一生的?

    曹楠说,他觉得,凭他的经验,祝副市长的问题,会有一个反复。不会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把他给毙了。也就是说,他还有改判的可能。只要争取到死缓,他不仅能保住性命,而且今后还有走出监狱,重回社会生活的希望。但要是原封不动地把他的这份材料交上去,这种可能和这种希望很可能会破灭。

    邵长水问,为什么?

    曹楠说,劳叔觉得,祝副市长的这份材料从大面上说,是在“回顾和总结”算不上是一份“检举揭发”材料。但是,他的原材料中还是提供了不少的线索,可以让人们据此进一步去发掘和查实顾代省长和饶上都的问题。如果问题仅限于顾和饶,那可能还好办一些。实际上很可能会延伸到其他一些人身上。这个“其他一些人”就很不好说了。如果他们知道,祝磊正在把更多的人牵扯进这个案子,你想他们会坐以待毙吗?这样,祝磊就死定了。而像我这样,被动地卷进了这档子事情来的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了一些情况的人,他们恐怕也不会放过。

    邵长水说,劳爷这样判断形势,是不是也实在有点过于悲观了。我们这个社会毕竟还是阳光明媚,好人当道。

    曹楠说,他从来也不否认你说的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从总的方面来说,的确是阳光明媚,好人当道。但是在某一个角落里,某一个局部中,阳光全都照到了吗?您看,他自己后来不就是被谋害了吗?他出事的那一刻,阳光呢?好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邵长水说,所以他想修改祝磊的那份材料?

    曹楠说,是的。他觉得让祝磊在材料里做些批评和自我批评,发一些人人皆知而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感慨,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已经对任何人都不会再构成威胁了.也不想再“威胁”什么人了,这样,也许他还真能再活一回。

    邵长水问曹楠,你觉得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曹楠说,在跟我接触的这么些年中.他这人有一点特别让人放心,就是实诚。心里有什么,他嘴上就说什么。所以,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如果说,这就是劳爷的真实想法,如果说.那个阶段,他从精神上确实已经“认输”了,不想再继续自己从前的努力.真的已经“沉湎”在“吃喝玩乐”之中,已经死心塌地地“投靠”了饶老板,压根儿就无心于什么“秘密调查”而且整个人都变碍有一点儿神经质,应该说对任何人都已经构不成威胁了.那么.“谋害”一说,又从何而来?他已经无“害”于人,人又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难道置他于死地的,真的只是一场无任何加害意图的交通事故而已?

    邵长水拿这些疑问去请教赵总队:赵五六却没咋声。过了一会儿,只是说,你跟曹楠的谈话.有录音吗?邵长水说,有。赵五六说,把录音留下,我想仔细听听。

    那天晚上,曹楠也没回码头街的住所。出于安全考虑,并征得大夫同意,邵长水把她接到龙湾路八十八号。离开医院时,还配足了必要的消炎、止血、止痛、镇静药和相应的药棉、绷带;在空空荡荡的五号楼里给她安排了一个单间。这么做.也希望她有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静下心来再仔细地想一想.看看还能提供什么情况不。安排好这一切后,他就回二号楼自己的宿舍里去了。他心里略有些不安:赵总队要再听听谈话录音,难道他从刚才的汇报里感觉出什么他邵长水没感觉出的蛛丝马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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