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发薪

肚，使汗珠雍容地越过了折叠往下流。

    这时我无端有些感慨，心里想，大家现在都说“灾官”“灾官”殊不知“心广体胖”的还不在少呢。便是两三年前教员正嚷索薪的时候，学校的教员豫备室里也还有人因为吃得太饱了，咳的一声，胃中的气体从嘴里反叛出来。

    走出外间，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还在，便拉住他发牢骚。

    “你们怎么又闹这些玩艺儿了？”我说。

    “这是他的意思。”他和气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么办呢？放在门板上抬来么？”

    “他说：这些都另法办理。”

    我是一听便了然的，只是在“门——衙门之门——外汉”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点注解。这所谓“他”者，是指总长或次长而言。此时虽然似乎所指颇蒙胧，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实，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许又要更蒙胧。总而言之，薪水既经到手，这些事便应该“适可而止，毋贪心也”的，否则，怕难免有些危机。即如我的说了这些话，其实就已经不大妥。

    于是我退出花厅，却又遇见几个旧同事，闲谈了一回。知道还有“戊组”是发给已经死了的人的薪水的，这一组大概无须“亲领”又知道这一回提出“亲领”律者，不但“他”也有“他们”在内。所谓“他们”者，粗粗一听，很像“索薪会”的头领们，但其实也不然，因为衙门里早就没有什么“索薪会”所以这一回当然是别一批新人物了。

    我们这回“亲领”的薪水，是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份的。

    因此，事前就有了两种学说。一，即作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发给。然而还有新来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于是第二种新学说自然起来：不管先前，只作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发给。不过这学说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这个办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经营过。去年章士钊将我免职之后，自以为在地位上已经给了一个打击，连有些文人学士们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人，看过“满床满桌满地”的德文书的，即刻又悟到我单是抛了官，还不至于一败涂地，因为我还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于是他们的司长刘百昭便在部务会议席上提出，要不发欠薪，何月领来，便作为何月的薪水。这办法如果实行，我的受打击是颇大的，因为就受着经济的迫压。然而终于也没有通过。那致命伤，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刘百昭们又不肯自称革命党，主张不管什么，都从新来一回。

    所以现在每一领到政费，所发的也还是先前的钱；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间却在，实在也有些难于说是现今不在，连那时的曾经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学说起来，总得采纳一点，这采纳一点，也就是调和一些。因此，我们这回的收条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钱的数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这么一来，既然并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点钱，可谓比较的周到。于我是无益也无损，只要还在北京，拿得出“正身”来。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只可惜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刘百昭就来动摇过。将来遇见善于理财的人，怕还要设立一个“欠薪整理会”里面坐着几个人物，外面挂着一块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们都到那里去接洽。几天或几月之后，人不见了，接着连招牌也不见了；于是精神上的财主就变了物质上的穷人了。

    但现在却还的确收了九十九元，对于生活又较为放心，趁闲空来发一点议论再说。

    七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五期。

    （2）c君即齐寿山。“做点小工作”指翻译小约翰。

    （3）檀越梵文音译，意为施主。

    （4）方玄绰作者一九二二年所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后收入呐喊）中的人物，并非真有其人；但小说描写的是当时实际情况的一斑。

    （5）“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语出文选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