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次

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11）。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节育”

    五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表于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撰人不详。内容是记载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平仲）的言行。这里所引的一段，见该书卷二谏下。

    （4）梁父吟亦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葛亮作，不确），鲁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为诗中的最末两句。“相国”一作“国相”

    （5）“每下愈况”语见庄子知北游。参看本卷第114页注（5）。

    （6）“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说的“诗哲”）编辑。关于“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话，参看本卷第236页注（16）。

    （7）“睚眦之怨”意即小小的仇恨。语见史记范睢传：

    “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杨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复女师大学生雷榆等五人为三一八惨案烈士杨德群辩诬的信，其中暗指鲁迅说：“因为那‘杨女士不大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凶！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难道四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8）“动机”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闲话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作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轻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都是混杂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准备放弃北京。段祺瑞趁机阴谋与奉系军阀里应外合，赶走冯军。四月十日凌晨，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闻讯后即逃往东交民巷。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钊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载他所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北京报纸。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这是针对章士钊所谓农业救国论而说的。章曾一再鼓吹什么“农村立国”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发表的农国辨一文中说：“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

    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