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积有所增加吗?如果我们对俄国开战,这会有利于土耳其皇帝,我们会从哪儿获得领土呢?还是试图从波罗的海海岸,黑海海岸或白令海峡登陆?我们或许还有另外的期望?我们打算让英国靠拢我们以便在某一天国内事务混乱时它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上帝叫我们提防未来和警惕外国人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英国不重视各国国王和各国人民的自由。它随时准备为它的私利牺牲君主国和共和国。
不久以前它还宣布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同时拒绝承认希腊的独立。它派舰队支持墨西哥暴乱分子,在太晤士河扣留了几条留给希腊人的不堪一击的汽船。它承认穆罕默德的权力的合法性,却否认费迪南权力的合法化。它见风使舵,时而忠于专制政府,时而又拥护民主政治。
当我们与英、奥协调作战计划对抗俄国时,我们上哪里去找昔日奥斯特里兹老对头呢?他已不在我们的边境上,那我们岂不是要用我们的钱出动十万全副武装的精良部队去支持维也纳戌君士坦丁堡吗?我们得有一支军队在雅典保卫希腊反抗土耳其,还得有另一支军队在安德里诺普莱维护士耳其对抗俄国了吗?我们在莫雷用机枪扫射奥斯芒里人,而在达达尼尔海峡则和他们拥抱吗?缺乏一致性的行动是不能成功的。
尽管如此,还是得承认我们的努力在这反常的三重联盟中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设想一下吧,普鲁士在这场争执中一直保持中立,荷兰也是如此,我们则就可以把力量用于对外,那我们就不会在离巴黎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地方被迫作战了。那么,我们为解放穆罕默德坟墓而进行红十字军东征又会有什么好处呢?作为土耳其人的保护者,我们从东方回来,会有一件“荣誉袄”我们将拥有的荣誉会是这样:牺牲一百二十万人,换取奥地利的平静,使妒忌成性的英国满意,使奥托曼帝国的鼠疫和野蛮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里继续横行肆虐。奥地利也许会从瓦拉齐和摩尔达维方面增加几个州,英国也许能从素丹政府那里获得某些通商特权。但如果我们参加的话,却只能得到一点微薄之利。因为我们既无英国那样多的商船,也没有同样的加工成品以打入东方国家的市场。在这个没有共同目标的三重联盟里,我们最终将完全上当受骗,而即使达到了目标,也不过是让我们吃亏而已。
不过,如果英国没有任何直接对我们有利的办法,那它至少知道该对维也纳内阁施加影响,让奥地利承诺把莱茵河左岸那些古老地区归还给我们作为对我们付出的牺牲的报偿吧?绝对不会。奥地利和英国向来反对这种让步,只有俄国才会让我们这样做。正如我们随后可以看到的那样,奥地利讨厌我们,而且对我们深感恐惧,甚于它对俄罗斯的仇恨和恐惧。更有甚者,它宁愿让俄国向保加利亚方面扩展,而不愿意法国在巴伐利亚方向壮大。
不过如果沙皇俄国把君士坦丁堡变为国都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会不会受到威胁呢?
欧洲的独立意味着什么,应该解释一番。我们想说,一切平衡打破了,俄国在征服欧洲的土耳其之后,会不会夺取奥地利,制服德国和普鲁士,最终奴役法国呢?
首先,一个无休无止扩展疆域的帝国会耗尽它的力量,它几乎会总是处于分裂状态,那样,我们不久将会看到两三个彼此敌对的俄国。
再者,自从签订最后几项条约以来,对法国来说,欧洲的平衡还存在吗?
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期间,英国保住了它在世界上三个部分的殖民地取得的几乎所有的战利品;在欧洲,它夺取了马耳他和伊奥民亚群岛;还没到汉偌威举行选举,它就扩大了王国,扩充了几处领地。
奥地利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占据了波兰的三分之一领土,巴伐利亚的一些边远地区,达尔马提亚和意大利的一部分。它确实失去了荷兰,但地方并未转而归属法国,反而变为了英国和普鲁士反法的一个可怕的帮凶。
普鲁士也由于有了波桑公国,萨克斯的一些小块地区和莱茵河畔的一些公国得以扩大。它的前哨处在我们的领土上了,离国都只有十天的步行路程。
俄国疆域覆盖了芬兰,延伸到了维斯瓦河沿岸。
我们呢?我们从这场领土瓜分中捞到了什么呢?我们的殖民地被掠夺,我们原有的领土没有得到尊重,兰多1脱离了法国,于宁格被夷平,在我国边境上留下一道五十余里的大缺口。小国撒丁岛也恬不知耻地从拿破仑帝国和路易十四窃取了几小块地盘。
1兰多(landau)今属德国。十七和十八世纪时属法国,一八一五年归属巴伐利亚。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有何好处让奥地利和英国放心去对付俄国的胜利吗?当俄国向东方扩展,威胁到维也纳内阁时,我们会处于危险境地吗?他们待我们并不客气,以致我们对我们的敌人的担心这么敏感吗?英国和奥地利一直是,将来也会是法国天然的对手。我们将看到了要攻打我们,掠夺我们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愿意同俄国结成联盟的。
不要忘记,当我们拿起武器来拯救被尼古拉可能的野心置于危险的欧洲的时候,较少有骑士风度而更显贪婪的奥地利也许会听彼德堡内阁的话的:政策的突然改变对它来说算不了什么。有了俄国的默许,它会夺取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留给我们的慰藉只是让我们为穆罕默德卖命。
法兰西已经与土耳其人处于半敌对状态了。法国自己为希腊的事业已花去了几百万,投入了两万多兵力。英国却只说了几句漂亮的话,便背叛了“七六”条约的原则;法国损失了荣誉兵力和金钱:我们的远征只会得一次政策上的可耻失败。
但是,如果我们不和英、奥结盟,尼古拉大帝就会去君士坦丁堡吗?欧洲平衡就会因此打破吗?
让这些或真或假的担忧,我们再说一遍,留给英国和奥地利吧。让英国看到俄国抢占东方通道变为海上强国,这与我们关系不大。有那个必要让法国人流血流汗,丧失殖民地、舰队和海上贸易优势,让英国保持海上霸主地位吗?难道应该让那些合法家族动用军队保护那些想尽法子闹得法国鸡犬不宁的非法集团吗?当所有的强国,像我前面指出的那样,它们拧成一股绳,增加它们自己的分量而减少法国的分量,这个欧洲平衡,真漂亮呢!让它们像我们一样进入它们的旧边界,然后我们得跑去向它们乞求独立,这独立要受到多大的威胁啊!它们会毫无顾忌地和俄国结盟以肢解我们,侵吞我们的胜利果实,所以,让它们看到我们和这个俄罗斯加强联系感到难受吧,那样才能回到合理的边界和重建真正的欧洲平衡!
此外,如果尼古拉皇帝愿意并且能够去君士坦丁堡签订和约的话,奥托曼帝国被摧毁会不会成为这件事的严重后果呢?和约巳在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在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签订了。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差不多欧洲所有的首都被攻占过:奥地利,巴伐利亚,普鲁士,法国,西班牙都灭亡了吗?哥萨克人和匈牙利人两次在卢浮宫的庭院里安营扎寨,亨利四世王朝被军事占领已达三年之久,而我们要是看到哥萨克人在素丹宫廷里,我们都会感动的;而且我们会把这种可能性看作是野蛮人的荣誉,而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有过,这是文明的荣誉,是我们祖国的荣誉。让素丹的自负受到凌辱吧,那时,它也许会被迫承认被它践踏的这些人权。
现在来看看我说哪里了,以及我要从前述得出结论。请看下列结论:
如果交战的各大国不能在冬天达成一项和解协议,如果欧洲的其他国家也认为在春季里要卷入到这一争斗中去,如果各种联盟形成了,如果法国被迫在这些联盟中作出选择,如果事态的发展迫使法国脱离中立,它的一切利害关系都应让它决心与俄国结盟,各种考虑认为可靠,又可提供某些好处,也就容易让普鲁士加入进去。
俄法之间互有好感,俄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差不多全受到了法国文明的影响,法国教给俄国它的语言和道德风尚。处在欧洲大陆的两极,法国和俄国没有毗邻的世界,没有可以遭遇的战场;在商业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竞争;俄国惯常的敌人(英国人和奥地利人)也是法国惯常的敌人。在和平时期,杜伊勒利内阁是圣彼德堡内阁的同盟,在欧洲不可能动荡;而在战争时期,两个内阁的联盟则可以主宰世界。
我曾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法国与英、奥联盟对抗俄国,那是一种骗人的联盟。在这样的联盟里,我们只能白白地流血和损耗我们的宝贵财富。而与俄国联盟,则恰恰相反,我们甚至还可以确保我们在群岛的地位和把我们的国界线一直延伸到莱茵河河畔。
我们可以这样对尼古拉说:
你们的敌人央求我们,我们希望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我们想保持中立。但最终如果您只能以武力解决与素丹政府的争端,如果您想去君士坦丁堡,那您就同那些宗教大国一道去平均瓜分欧洲的土耳其吧。那些无法在东方扩张的强国将接收一些补偿。至于我们,我们只想拥有莱茵河一线,从斯特拉斯堡到科隆,这是我们的正当要求。您的兄弟亚历山大说过,法国的强大对俄国有利。如果您同意其他强国都会拒绝的这一安排,我们不会坐视这些强国插手你们同土耳其的争端。如果它们不听我们的劝阻去攻打你们,我们将和你们一同战斗,条件嘛,当然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这就是我们可以向尼古拉说的。奥地利和英国永远不可能答应以莱茵河作我国的国界来要求同我们结盟。然而法国的国界迟早要定在那里,这既是为了它的荣誉,也是为了它的安全。
向奥、英开战,我们取胜的希望很大,而败北的可能性却很小。首先得设法稳住普鲁士,最终促成它与我们和俄国结盟:这一步做到了,荷兰便没法宣称与我们为敌了。在目前的精神状况下,保卫阿尔卑斯山的四万法国人可能会激怒整个意大利。
至于对英国的敌对,如果万一它要开战,应增派两万五千人去莫雷,或者迅速从那里召回我们的军队和舰队。不再搞分舰队,将战船在所有的海面上一只一只分散开来,将缴获的船只擞去一切装备后,命令将其沉入海底。在世界各地的港口,增加张贴的报复特许状。用不了多久,大不列颠迫于破产和商业危机,会恳求恢复和平。我们不是见到过它在一八一四年向美国的海军投降吗?它现在也只有九艘驱逐舰和十一条战船呢。
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我们的特殊利益的双重关系考虑,俄国对素丹的战争不应引起我们的不安。根据大文明之原则,人类只有在奥托曼帝国毁灭之后才能得到发展:对人民大众来说,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比臭斯曼的统治要好几千倍。道德和政治社会的一切因素实际上渊源于基督教;社会毁灭的根由在于穆罕默德教。有人说目前的素丹已向文明迈步,是不是因为它在几个法国叛徒和几个英、奥官员的帮助下,试图让它那狂热的部落也接受正规的训练?从何时开始,学习武器的机械操作也成了一种文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是教土耳其学习我们的战术几乎是一种犯罪:应该给经过训练的士兵洗礼,除非有人存心要培养社会的毁灭者。
缺乏远见者比比皆是:欢呼建立奥托曼军队的奥地利将是第一个自食其果者:如果土耳其人攻打俄国人,他们会更有理由能与他们的邻国帝国的士兵较量;维也纳这次也在劫难逃。以为素丹没有什么可怕的欧洲其他国家,它们会不会更加安全呢?一些狂热而目光短浅的人想当然,希望土耳其是一个规矩的军事强国,希望它加入文明国家的战争与和平共同法规,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一种不知道叫什么的平衡,它的一句空话使得这些人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些已实现了的愿望其结果会是什么?当欧洲那些其余的国家取悦素丹,以某种借口攻打一个基督政府时,一支操作精良,有埃及帕夏舰队和有强国柏柏尔1人海军部队参加的君士坦丁堡舰队会宣布封锁西班牙或意大利海岸,派五万兵力在卡塔赫纳2或那不勒斯登陆,那时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把十字旗插到圣索非亚3上,继续训练土耳其、阿尔巴尼亚、非洲黑人和阿拉伯的游牧部队呢?不出二十年,也许伊斯兰教的新目旗会在圣彼德教堂的圆屋顶上空大放光芒,那时你们还会号召欧洲参与反对拥有肆虐、奴隶制和可兰经的异教徒吗?那时就会为时太晚啊!
1指北非诸伊斯兰国家。
2卡塔赫纳(canthagene):西班牙地中海港口。
3圣索非亚:君士坦丁堡的教堂。
社会整体利益只有在尼古拉大帝率军取胜时才能得以实现。
至于法国的特别利益,我已作了充分说明,它存在于我们与俄国的结盟之中,只有通过这个强国所支持的东方战争才能有效地逐步实现。
关于回忆录的概述、结论和思考
概述如下:
一、土耳其同不同意在七六条约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现在尚未决定,土、俄之间的和平未能实现;在巴尔干腹地进行战争的可能性随时会改变那些关注希腊解放的全权代表的论据和立场。
二、尼古拉大帝和穆罕默德素丹议和的可能条件容易受到最强烈的反对。
三、俄国可以对抗英、奥同盟,这种同盟表面上很了不起,实际上并非如此。
四、普鲁士与尼古拉——菲特勒纪尧姆三世的女婿的联合更有可能,而不会与尼古拉大帝的敌人联合。
五、与奥、英结盟对抗俄国,法国只会损失一切,根本无利可图。
六、欧洲的独立自主完全不会受俄国在东方征战的威胁。那种不考虑到有任何障碍,让俄国人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长驱直入,把它们的桎梏强加在德、法的头上,这种说法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一切帝国在扩张时,也削弱了它自己。至于力量平衡,对法国来说,很久以前就被打破了。它失去了殖民地,被紧紧地束缚在旧有的国界线内,而英、奥、普、俄则在迅速扩张。
七、如果法国不得不放弃中立,拿起武器支持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话,从文明的整体利益和法国本身的特殊利益出发,我们都必须加入同俄国的联盟。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莱茵河作为我们的国界线和得到群岛的殖民地。这是圣詹姆斯内阁和维纳内阁从来不曾给过我们的好处。
以上便是对这本笔记的概述。我只能根据假设进行推理。我不知道在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英、奥、俄会提出或者已提出了一些什么主张。也许一份资料或一个电报就可以使这些事实变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纸。这是由于距离太遥远和推测性政策带来的不便。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肯定,法国人的地位是强大的,法国政府能从这件事情上获得最大的利益,只要它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为任何人所吓倒,并且在坚定的言语上配上坚强的行动。我们有一位倍受尊敬的国王,一位宝座的继承者,他动用了三十万军队在莱茵河畔扩大?他在西班牙赢得的荣誉。我们对莫雷的远征使我们扮演了一个荣耀的角色。我们在政治上的态度是鲜明的,我们的财政的繁荣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有了这些,我们尽可以昂首阔步;拥有天才、勇气、勤劳和财富,这是怎样的国度啊!
此外,我并不认为把一切都说全了,把一切都预见到了。我没有自以为是地认为我的说法是最好的。我明白,在人类的事务中,有一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如果人果真能恰到好处地预见最新最普遍的革命成果,那么同样真实的是,人在细节上会弄错。具体事件往往以不可预料的方式变化着;看到了目标,人们往往会通过一些事先想都没有想过其存在的方法去实现它。比如,土耳其将被赶出欧洲,这是肯定的。但会是在什么时候?怎样被赶出去?目前这场战争能不能使文明世界赶走这个祸患?我讲的那些阻碍和平的障碍是不是不可以克服呢?如果仅限于类似的推理的话,确实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算计上加上与已经造成战争的不一样情况,那就不可能。
现在的一切与从前大不相同了:除了宗教和道德,大部分实际情况都变化了,即使不是本质上的变化,至少在与人和与事之间的关系上改变了。多萨仍是一个精明的谈判者,格罗蒂斯仍是一个天才的政论家,皮方多尔夫仍是个判断精确的人,但是,在今天,却不能运用他们那种外交规则,也不能在欧洲的政治权利上重新回到威斯伐利亚条约上去。现在人民群众介入了那些过去仅仅由政府管理的事务;他们对这些事物的感受也不同于以往了;他们对同样的事情不再感兴趣;他们看事物不再用同样的角度;他们身上的理智有了增加,想象却少了;实利压倒了豪情和热心的决断;某种情由决定一切。欧洲大多数皇室和内阁坐着一些厌弃革命,厌倦战争,对一切冒险的事时,最小的影响可以决定最重大的事情,相似的事情会走向相反的方向:一个奴隶可以使一项和约在君士坦丁堡得以签订,而这是整个欧洲祈求、下跪都无法获得的。如果上面所讲述的某种出乎意料的原因导致在冬天引来某种谈判要求,而这样的要求与笔记中的原则不相符合,是不是该马上拒绝呢?也许不用:当人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争取时间是一门伟大的艺术。我们可以明白那些最好的事,并满足于那些不那么糟的事。特别政治的真实性,是相对的;在国家方面,绝对化有诸多的严重不妥。土耳其人被扔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人类实在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这次征战我们不负责任,伊斯兰教的丧钟也许还没有敲响:为了不做傻事,仇恨谁应该弄明白,什么也不应妨碍法国进入谈判,但要注意使谈判尽可能接近本笔记要求的精神。这就得靠各个帝国的掌舵人。他们要看好风尚,避开暗礁,驾驭好航船。
当然,如果北方强大的君主同意降低和平条件,以实施阿克尔芒条约并解放希腊,就有可能让素丹政府听话。但是,有什么可能让俄国满足于不发一弹便可获得的条件?它怎么能放弃那些如此傲慢、公开提出的要求呢?如果有办法的话,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建议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会上尼古拉将满足或装个样子满足基督教欧洲的心愿。在人们取得成功的办法就是保全他们的自尊心,给他们提供收回自己的诺言体面地摆脱困境的理由。
这个代表大会召开的最大的障碍可能来自奥托曼军队在冬天出乎意料的取胜。但愿俄国人或者由于气候的严寒,军需品的缺乏,军力不足,或者其他原因,被迫放弃围攻酉里斯特里1;但愿瓦尔纳再次落到土耳其人的手里(不过这几乎不可能),尼古拉大帝将听不进任何建议,跌入各国君主末等位置。那时战争将会继续下去,我们将回到笔记所推断的可能状态之中。但愿俄国失去军事强国的地位,被土耳其取而代之,那时欧洲的危难会有些改变。然而,穆罕默德的弯刀给我们带来的危险比尼古拉的长剑对我们的威胁要严重得多。如果偶然的机会把一个非凡的王子推上了素丹的宝座,尽管他有宏图大愿去改变法律和道德,他也不能活那么长的时间。穆罕默德快死了,他会把他的帝国,连同他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狂热的士兵,连同他那已掌握了一种新的征服手段——现代战术的伊斯兰教学者——交给谁呢?
1西里斯特里:目前是保加利亚多瑙河上的港口,十世纪时曾是土耳其的要塞。
当奥地利最终由于错误的估计而惊恐万分时,它将被迫龟缩在土耳其近卫军不至让它觉得害怕的边界内。尼古拉军队丢脸的可能结果,一次新的军事起义也许会在圣彼德堡爆发,并渐渐蔓延开去,在德国北部挑起战火。以上就是那些在政治上停留在普通的恐惧如同老生常谈的那些人所观察不到的结果。一些短函件,一些小阴谋,是奥地利用来反对可能威胁一切的运动的手段。如果法、英采取与它们相称的立场,如果在素丹对和平的建议不置一顾时,法英照会素丹政府说,它将会春天在战场上见他们,这个决心很快会使欧洲的一切忧虑烟消云散。
回忆录的存在,已在外交界传播开来,我受到了我从未拒绝过,但也从未奢望的尊敬。我不太看重那些能够突袭事实的事情。我的西班牙兵法是一件很实际的东西。在旧社会发生的普遍的革命,其不停的工作在给我们带来传统政权的倒台的同时,却打乱了有关事实持续性的计算方法,如一八二八年存在过的那些事实。
您愿意相信—个大作家和一个大政治家之间在功绩上和荣耀上的巨大的差别吗?我的外交工作因其高度灵活,即取得的成就,已被认可。谁读到这个回忆录,谁都会一口气读完。如我是读者,我也会这样做。好吧,不要把这本小小的著作当作使馆文献,人们可以在这本书里看到荷马或维吉尔式的某个章节,上天赐给我他们的天才,你们以为,我会在迦太基漏掉迪东的爱情或普尼亚姆在阿维尔帐篷里流的眼泪吗?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我去参观了蒂贝利纳科学院,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我听到了一些才华横溢的演讲和优美的诗句。多少才智浪费了!今天晚上,我心情十分沉重,我正沮丧万分地给您写信。
这种沉重的心情总算过去了。德滋夫人很高兴,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地球上全部的红衣主教。整个欧洲,在罗马,都同罗马在一起。既然我奉命在这里工作一些日子,我愿意同另一位大使做得一样好。敌人不希望任何成就,甚至最可怜的成就。在他们自认为无与伦比的方面获得成功,就是对他们的惩罚。
下周六,我将成为圣让德拉特朗1的议事司铎,周日我将为同事们举行宴会。今天将举行一个我无心参加的会议。我和所有的艺术家将在盖兰家吃晚饭,我们将放下您为普森作的纪念碑。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德普雷先生,他将把大画家的一张画像做成一个浅浮雕,勒穆瓦纳先生将制作画家的半身塑像。这里真应有些法国的能工巧匠才好。
1法国国王任此职是圣让德拉特朗的议事司铎,他的大使可代理此职。
为了补充我的罗马的故事,德卡斯特妮2夫人到了。这又是一个曾像塞扎琳娜3一样的跳到我膝盖上来的小姑娘。这个可怜的女子现在变了很多。当我跟她讲起她在洛莫瓦时的童年时光时,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看来在这个四处飘泊的女子身上,再无欢乐可言了。多么孤独啊!为了谁?您瞧,最好的不过的是,尽快去见您。如果我的摩西4从山上下来,我将向它借一缕阳光,让我在您的眼前显得光辉灿烂和青春重显。
2德卡斯特妮decastfies,巴尔扎克后来的情人,他后来以她为原形塑造了德朗热公爵夫人。
3塞扎琳娜德马代多(cearined'houdetot),于一八一一年嫁与普罗斯佩德巴朗特,其祖母曾是让雅克卢棱的恋人。
4夏托布里昂希望他的不幸悲剧有朝一日能搬上舞台。
我在科学院这顿晚餐吃得很畅快,年轻人非常高兴:一个大使第一次在他们中间吃晚饭。我向他们宣布了普森纪念碑一事,这样我好像已经为他们的骨灰增添了光彩。
一八二八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三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与其浪费您和我的时间讲述我每天的所作所为,我宁愿等到这些东西在罗马的报刊上刊登出来以后一并寄给您。有十二个月的时间落到我的头上。我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呢?我什么时候会停止在大路上浪费那些本可以更好地利用的时光呢?只要我是富有的,我是不计较开支的;我曾经认为我的宝库是取之不尽的。如今,看着它已减少了许多,想到能在您石榴裙下的时间亦来日无多,不由得我心里一紧。但是在地面上的生命结束以后,不是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么?作为可怜卑微的基督徒,面对米开朗琪罗的最后审判我颤抖了,我不知我将去何方,没有您,我在任何地方都会很痛苦。我曾多次跟您讲到过我的计划和未来。毁灭、健康、失去一切幻想,一切都在对我说:“滚开,出去,结束吧。”在生命的尽头,我只看到您。您曾希望我的罗马之行能留下印记,现在我这样做了:普森的墓将保留下来,墓碑上将刻着如下的题字:
fa德夏多布里昂致尼古拉普森:艺术的光荣,法国的荣誉
我现在在这里有什么可干什么呢?我无所事事,尤其是在以一百杜卡托1为您最爱的人的您会说,首先爱我而后是勒塔斯2的纪念碑刻字之后。
1威尼斯古金币名。
2勒塔斯(ktame,一五四四—一五九五)意大利诗人。
一八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我又要向您祝贺新年了,但愿上帝赠给您健康长寿!别忘了我,我也有这个希望,因为您很记得德蒙莫朗西先生和斯塔尔夫人,您有很好的记忆,一如您的好心肠。昨天我还跟萨尔瓦日夫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找不出像您这么美丽而善良的人了。
我昨天同教皇一起待了一个小时。我们无所不谈,谈到了一些最高层次、最为严肃的话题。他是个杰出、明智的人,一个庄重的亲王。我的政治生活中本只缺少与教皇的交往了,而这一次正好给我的政治生涯补全了。
您想确切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吗?我五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饭,八点回到我的办公室,我给您写信,有事干的时候,我办点公务(为了法国的某些机构,或为了法国穷人,要做的具体工作就很多了)。中午,我会在废墟里,或在圣彼德教堂,或在梵蒂冈,东游西荡两三个小时。有时,我不得不在散步前后拜访一些人。下午五点回家,换上晚装,六点吃晚饭。七点半和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一起去参加晚会,或在家里接待几个朋友。十一点左右上床睡觉。有时我还要去乡下,尽管那里有小偷和疟疾,去乡下干什么呢?其实什么也没干。我去聆听寂静,我一面走,一面看着自己的影子沿着月光下的引水道,从一个廊柱移到另一个廊柱。
罗马人对我有条不紊的生活习惯了,往往是我为他们当时钟。但愿他们快些吧,我将很快把钟面转完一圈。
一八二九年一月三日星期六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我真倒霉,在全世界天气最好的时候,我们却碰上了雨天,使得我不能出去散步了。然而那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候。在这些偏僻的乡村里,我就要想念您了。这些乡村是联结我对过去和未来感情的纽带,因为从前我也作同样的散步。我每周要到那个英国女人1淹死的地方去一两次。现在,谁还会记得那个可怜的女人巴蒂斯特小姐吗?她的同胞们沿河奔跑也不会想到她。见过其他许多事情的台伯河也不会为此事操心。它的波涛再起:这些波涛,一如它从前席卷这位充满着希望、美丽和生命的女人时一样的苍白和宁静。
1一八二四年三月她沿台伯河骑马而行时落人河中淹死。
现在,我被高高挂起,自己尚未觉察。原谅一只被淋湿被关在兔窟的野兔吧。我该跟您讲讲上星期二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大使馆来了一大群人,我背靠着一张大理石桌子,跟进进出出的人打招呼,一个我既不知其姓名也未曾谋面的英国女人向我走来,她两眼盯着我,用一种您明白的口气对我说道:“夏多布里昂先生,您真倒霉!”我对于这种责备和这种开场白惊讶不已,我问她想说些什么,她回答说:“我想说我同情您。”说完,她钩住另一个女人的胳臂,一转身便消失在人群里了。在后来的晚会中,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了。这个奇怪的外国女人既不年轻又不漂亮,然而我很感谢她那神秘的话语。
你们的报纸仍然在反反复复地议论我,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脾气。我真该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被人遗忘了。
我通过邮局写信给蒂埃里先生,他在伊埃尔病得很重。德拉布耶里先生2毫无回音。
2德拉布耶里(delabouillefie),皇室总管,作者因为奥古斯坦蒂埃里的事给他写过信。
一八二九年一月八日星期四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