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因为是最后的结局，一切都趋向于结束；拿破仑曾以自己的天才拦阻他所称的“传遍世界的可怕的新思想”现在这种新思想又开始流传。征服者的制度摇摇欲坠；他将是最后一个伟大的个体存在，从此以后，低微、平等的社会不会再受任何东西统治；拿破仑的阴灵只会在被摧毁的古老世界尽头升起，一如挪亚时代滔天洪水的阴影在深渊旁边冒出：遥远的后世将在坠进了一个个陌生世纪的深渊上方发现这个阴灵，直至标志着社会复兴的日子到来。

    我与波拿巴的最后关系

    因为我提及别人，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目的还是写我自己的一生，所以当我偶然想起一些人和事时，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活和他(它)们放在一起来写。当我走过一段路程时，难道不会想起被囚禁在海洋那座监狱里，等待执行天主判决的放逐者？不，我会想起的。

    拿破仑没有和看守他的各国国王缔结和约，却和我达成了和平：我和他一样，是海洋之子，我的算命天宫图也和他一样，是岩礁。比起那些更经常见到他，更接近他的人来，我庆幸自己更了解他。

    拿破仑到了圣赫勒拿岛以后，不再对我怀恨，消除了对我的敌意；我也变得更加公正，在保守派那家刊物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各国人民称波拿巴为灾祸；可是天主的灾祸出自天怒，它们保留了某种永恒性和天怒的威严：枯骨啊，把我的气息给你们，你们就活过来了。拿破仑生于一个海岛，死在三块大陆交界处的一个海岛；卡蒙斯在诗中把风暴的神灵放置在那片海洋，似乎预料到波拿巴的到来，波拿巴被扔在那片海洋，只能在它的岩礁上活动，我们也只是从一次震动才得知他的活动。新的亚达玛斯托尔1在地球另一极走一步，这一极就会感觉到。要是拿破仑逃生了看守们的控制，逃到美国，朝大洋扫上几眼就足以让旧大陆的人民恐慌；只要他待在大西洋彼岸，欧洲就被迫在此岸屯兵驻守。”

    1亚达玛斯托尔(adamastor)，揣为卡蒙斯诗中的神灵。

    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原以为敌人的手给他的伤口抹上了最后一点清凉油膏。他对德？蒙托隆先生说：

    “要是在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两年，一些灵魂为过于困难的形势所吓倒，或者一些背叛祖国，认为只有在神圣同盟的奴役下才能使主子的宝座得到拯救与安全的人还没有对国王生出信任；要是一心想把祖国从外国军队刺刀的威胁下解救出来的德？黎塞留公爵和刚在根特立下汗马功劳的夏多布里昂主持政务，法国将变得强大，为敌人所惧怕，走出这两场大的民族危机。夏多布里昂从大自然得到了圣火：他的作品表明了这一点。他的文笔与戏剧家拉辛的不同，是先知那种风格。他执掌权柄，也许会迷失方向：因为有那么多人在政坛失败了！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他的才华适合于从事一切伟大的民族的事业，他会愤怒地反对当时的行政当局那些有损名声的行为。”

    这就是我与波拿巴最后的关系——为什么我不承认这番评价“迎合了我心中自负的弱点”2？有许多小人得到我帮的大忙，对我却不说什么好话，而曾经被我大胆抨击过的巨人，却对我评价甚高。

    2法国戏剧家拉辛的剧本伊菲热尼中阿喀门农的台词。

    拿破仑死后的圣赫勒拿岛

    当拿破仑的世界渐渐消失的时候，我打听了拿破仑逝世地的情况。与圣赫勒拿岛的陵墓同时存在的两棵垂柳，有一棵已经为陵墓所损害：由于谒陵的人多，树木衰老、落叶，一日不如一日。墓地用一圈铸铁栅栏围着；墓坑上横放着三块条石，坟头坟脚长着几丛鸢尾草；山谷的清泉仍在那神奇的日光消逝的地方汩汩地流着。被风暴刮来的游客认为应该把他们的默默无闻刻记在举世闻名的陵墓上。一个老者在墓边住下来，以回忆的阴影来维持生命；一个伤残老兵在一个岗亭里站哨。

    离新坟二百步远的地方，是古老的朗伍德，它已经荒芜不堪。走过一个堆满厩肥的园子，就来到牛棚；就是当年波拿巴的卧室，一个黑奴会指着一条被风磨占住的过道，对您说：“他是在那里断气的。”拿破仑出生的房间可能不会比这里大，也不见得更富丽。

    在新的朗伍德，萋萋草木盖住了坟头；而在总督府，则可看到威灵顿公爵的画像，以及描绘他所指挥的战斗的油画。一只玻璃柜里收有一截树干，当年在滑铁卢，这位将军就在那棵树旁。这个纪念物两边，是一截采自橄榄园的橄榄枝，和一些南海野蛮人的装饰品：弄潮人的奇特组合。战胜者想依藉圣地树枝和航海家库克的纪念品的保护，取代战败者，其实并不必要，只要在圣赫勒拿岛再感受一下孤寂，再看到大洋和拿破仑就够了。

    要是我们研究那些伟人出生、死亡或者生活居住过的名胜的变迁沿革，该发现多少不同的事物，多少不同的命运啊，因为发生了那么奇特的变故，甚至我们微贱生命所依附的幽暗住所都变了！克洛维是在哪座茅屋出生的？阿提拉是在哪辆马车上面世的？阿拉里克的坟墓被哪条湍流淹没了？亚历山大的金棺或水晶棺1又被哪只豺狼占据了？这些尘埃换了多少次地方？埃及与印度那些陵墓属于何人？这些变化连接着未来的秘密，惟有天主知道其原因：对人类而言，它是藏在时间深处的真理，只在一个个世纪的帮助下才显现出来，正如一些距地球遥远的星星，它们的光亮尚未照到我们。

    1公元四世纪亚历山大的棺材失踪了。

    移葬波拿巴

    在我写作这部回忆录期间，发生了一个事件。倘若今日各个事件不是落在烂泥里，遭人抨击，那一定是个伟大事件。有人曾向伦敦索讨波拿巴的遗骨。英方接受了这个要求：几块枯骨对英格兰有什么要紧？这种礼物只要我们要，他们就会给。于是在我们遭受屈辱的时候，他们把拿破仑的遗骨交还给我们。那些遗骨本来可能要忍受一番检查，可是外国人显得很通融：开了张货物出关证就放行了。

    移葬拿破仑的遗体是对名声犯下的过错。在巴黎筑一座陵墓，决不能与斯拉纳山谷同日而语：一个被解放的可怜奴隶在古罗马军团一个老兵帮助下垒起沙垄，除了在这条沙垄上，谁还愿意在别处谒访庞培的陵墓？我们在贫穷之中，拿这些珍贵的遗骨怎么办？最坚硬的花冈岩是否会表示波拿巴的业绩永久存续？我们只要有一个米开朗基罗，就可以雕刻他的遗像！可是怎样来雕塑纪念碑呢？小人需要建造陵墓，而伟人只要一块石头一个名字就行了。至少，要是把棺木搁在凯旋门的顶饰上，要是各民族远远望见他们的主人被他的胜利扛在肩上，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呀！？古罗马皇帝图拉真的骨灰坛不是安放在罗马他的纪念柱上么？拿破仑在我们中间，就会陷入那些默默死去的无业游民的烂泥之中。天主不愿让他经受我们政治变革的兴衰更替，希望路易十四、沃邦元帅与蒂雷纳元帅保护他！在我国破坏坟墓的事情是那样普遍，大家可要当心呀！如果革命在某方面取得胜利，那么征服者的遗骨就可能与被我们的痛苦抛散的骨骸相会合：人们会忘记战胜各国的人，只记住压制自由的人。拿破仑的遗骨不会复现他的天才，而会向普通士兵教授他的专制。

    不管怎样，有人向路易—菲力普1的一个儿子提供了一艘三桅战舰：一个于昔日我们的海上胜利十分珍贵的名字保佑它在海上劈波斩浪。当年强盛时波拿巴从土伦港登船去征服埃及，现在这条船载着新的阿尔戈2从土伦出发，来到圣赫勒拿岛追还波拿巴的遗骨。坟墓仍然默默地隆起在斯拉纳或者热拉尼奥姆山谷。两株垂柳有一株已经倒了。岛上某任总督的夫人达拉斯女士命人种了十八棵小柳树，三十四棵柏树来替代那棵枯木。那眼山泉仍在山谷里汩汩流淌，和拿破仑当年在此饮水时一样。在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英军上尉带领下，法国人忙了一夜，才掘开坟墓，只见里面的棺榔一层套一层，先是桃木心木棺，然后是铅棺，又是一层桃花心木棺，最外面是白铁皮棺，四层棺材都完好无损，未被触动。大家把棺材移到一座帐篷下开棺验尸，棺木四周围了一圈军官，其中有几个认识波拿巴。

    1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一七七三—一八五)，法国国王(一八三—一八四八年在位)。当上国王之前为奥尔良公爵。

    2希腊传说中与伊阿宋一道乘阿尔戈号快船寻取金羊毛的人。

    当最后一层棺材打开，大家都把目光射进里面。柯克罗神甫说：“只见一堆白花花的东西，从头到脚盖住尸体。盖雅尔大夫摸了摸，才知道那原是棺材盖下面衬的一层白缎垫子，脱落下来，便像裹尸布一样包住了尸体，乍一看上去，尸体上像是铺了薄薄一层白沫，又像是蒙上一层半透明的雾气。那确实是拿破仑的头：一只枕头把它微微垫高了一点；他那宽阔的前额和眼睛上还留着几根睫毛，眼皮闭着，凹现出眼眶；两颊浮肿，只有鼻子变了样子，嘴巴半开着，露出三颗洁白的牙齿；下巴上清晰地显出胡须茬子；两只手尤其像是活的，因为它们有血色，有光泽，其中左手比右手稍高一点；他的指甲又长又白，在他死后还长了；他一只靴子脱了线，露出了惨白的四个脚趾。”

    是什么东西给尸虫1留下了深刻印象呢？是尘世事物的虚幻吗？是人类的虚荣心吗？不是，是死亡的美丽。我猜想，波拿巴的指甲长长，只是为了撕扯世间残余的自由。他的脚回到卑微的地位，不再踩着王权的软垫，而是裸放在泥尘中。孔代亲王的儿子(指当甘公爵)也是被这样包裹着，躺在万森的墓穴之中。然而拿破仑的尸体保存得这样好，却恰恰只留下了三颗牙齿。当年子弹射穿当甘公爵的颌骨之后，在他口腔里留下的就是三颗牙齿。

    1夏多布里昂把柯克罗神甫比作靠尸体为生的尸虫。——原注

    圣赫勒拿岛隐没的星辰在各国人民的欢乐中重现：世界又见到了拿破仑；拿破仑却没有重见世界。曾经引导拿破仑奔赴流亡地的星星，又看到了这位征服者漂泊的遗骨：波拿巴在坟墓只是走了一遭，正如他生前走遍各地一样。在勒阿弗尔下船以后，遗骨被送到凯旋门。一年中有几个日子1，太阳光照进那个穹顶下面。从凯旋门到残老军人院，一路碰到的都是浮雕柱、石膏胸像和孔代大王的雕像(丑恶的破雕像在哭泣)，还有让人回忆起胜利者不可毁灭的一生的枞木方尖碑。天气奇冷，灵车周围的将军们都摔倒了，就像从莫斯科撤退时一样。除了在赛纳河上无声地运送拿破仑遗骨与一具十字架的灵船，毫无美丽之处。

    1据说五月五日与八月十五日两天阳光照进去最深。五月五日是拿破仑生日；八月十五日是他的圣名瞻礼日。

    拿破仑离开了岩礁做的灵柩台，被送到巴黎，埋在垃圾堆。没有大船向在奥依特山精疲力尽的新赫拉克勒斯2致敬，有的只是沃吉拉尔街的洗衣妇，她们随同大军从未见过的伤兵在周围转悠。为了给这场软弱无力的安排作准备，一些萎琐小人只可能想象出库尔提乌斯风吹日晒的雕塑沙龙3。下了几天雨以后，这组装饰物便只剩了一堆沾满泥泞的碎片。无论如何，我们将永远看到胜利者的真正坟墓垒在大海中间：拿破仑的遗体是回到了我们这里，但他不朽的生命却留在圣赫勒拿岛。

    2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新赫拉克勒斯指拿破仑。

    3影射一八四年在巴黎凯旋门致残老军人院之间置放的石膏塑像。

    拿破仑结束了过去的时代。他进行的战争过于浩大，以至于人类对战争深感厌恶。他一进伊阿诺斯4神庙便立即关门，把一堆堆尸体堵在门外，让人无法再打开大门。

    4罗马神话中守卫门户的神，有两张面孔，既可瞻前又可顾后，掌管门户出入和水陆交通。

    我在戛纳参观

    在欧洲，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之后到过的地方我都去参观了。我住进戛纳客店的时候，纪念七月二十九日的仪式正好鸣响礼炮。皇帝卷土重来，闯入陆地的一个后果，大概他早有预见。我到达胡安海湾时，天已经黑了。我下了马车，走向大路旁一幢孤零零的房子。房主叫雅克曼，开了家客栈，又做陶器卖。他领我去海边看看。我们在一些低凹的道路上走。路两边长着橄榄树。波拿巴曾在树下宿营。雅克曼本人曾接待过波拿巴，现在则亲自为我领路。横路左边耸立着一个厂棚，拿破仑单枪匹马闯回法国时，曾把上岸时的衣物存放在厂棚里。

    到达沙滩，我看到是一片平静的大海，水面似镜，波澜不兴；浅潮如沙罗，缓缓地漫上细沙地，没有声音，也无泡沫。头顶上是一片神奇的天空，繁星点点，射出漫天清辉。不久，那轮新月开始下落，躲进一座山背后。海湾里只停泊了一条大船两条小舢舨。左边看得见昂蒂布灯塔，右边看得见莱汗群岛；正前方，是朝南，朝那个罗马城敞开的深海。波拿巴一开始打发我去的就是罗马。

    莱汗群岛今日改称圣玛格利特群岛。古代有些人躲避蛮族的入侵，逃到岛上，就在那里安顿下来。圣奥诺拉1从匈牙利逃出来，登上那些礁岛中的一座：他爬上一株棕榈树，划了一个十字，所有毒蛇就死了，这也就是说异教消失了，在西方诞生了新文明。

    1圣奥诺拉(saint-honorat，约三五—四三年)。古高卢人，公元五世纪他在岛上建立了隐修院。

    十四个世纪以后，波拿巴来到圣人开始这段文明的地方，结束了这段文明。那座隐修院的最后一个独居者是铁面人，如果那个传说是真的话。从胡安湾的静寂和古代隐修士的岛屿的平静之中，走出了滑铁卢的喧嚣，它穿过大西洋，来到圣赫勒拿岛才消停。

    夜晚，身临被那些海员抛弃的海边，在两个社会的回忆之间，在一个已经消逝一个行将消逝的世界之间，我生出什么感受，大家可以想象出来。我怀着一种虔诚的难受心情，离开了那片沙滩，听任潮水起起落落，一次次漫过拿破仑最终垮台前的足迹，却不将它抹去。

    每个伟大时代终结的时候，都可听到某种怀念过去的悲泣，它吹响了“熄灯’’号：查理曼、圣路易、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驾崩的时代就是这样哀诉的。我目击了两三个王朝的覆亡，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说呢？当人们像我这样，见过华盛顿与波拿巴这两个人物，在美国辛辛那提的犁铧与圣赫勒拿岛的陵墓后面，还有什么东西要看呢？我为什么要比我生活的时代和同代人活得更久呢？为什么不和同代人——一个衰朽种族的末代子孙一同倒下呢？为什么要独自在堆满死人的洞穴冥府寻找他们的遗骨呢？我没有勇气继续下去。咽！至少，我应该像非洲遇到的那些阿拉伯老人，无忧无虑，不操空心！他们坐在一小块线毯上，翘起二郎腿，包着头帕，两眼望着蓝湛湛的天空，目光随着那沿着迦太基废墟飞翔的美丽的火烈鸟移动，就这样打发余生；波涛的轻声细语在给他们催眠，让他们依稀忘记自身的存在，轻轻哼起一首大海之歌：他们就要死去。

    一八三九年写于巴黎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修改

    世界的变化

    叙述了波拿巴和帝国，又来谈那些追随者，无异于从现实堕入虚空，从山顶掉进深渊。一切不是都随拿破仑完结了吗？难道我不应该谈谈别的事情？除了波拿巴，还有什么人能让大家感兴趣？在写了这样一个人之后，又能够写什么人，写什么事？但丁在阴曹地府遇见了大诗人，惟有他有权与他们合作。路易十八处在皇帝的地位，我们怎样称呼他？当我想到此刻我必须嘟嘟嚷嚷地提到一大群卑贱者的时候，我就变得脸红，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份子；在一个舞台上，巨大的太阳殒落了，我们成了夜间活动的可疑角色。

    那些波拿巴主义者也变得僵化了。他们收紧四肢，身体挛缩；波拿巴一落气，灵魂便离开了新世界；赋予事物形与色的光亮一熄灭，这些事物也就消失了。在这部回忆录开篇部分，我只能谈论自己：人的个体孤独总是有某种优先权；接下来我被种种奇迹包围了：这些奇迹支持了我的声音；只不过此时不再有征服埃及，不再有马伦戈、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战役，不再有莫斯科撤退，不再有入侵法国，占领巴黎，也不再有厄尔巴岛的卷土重来，滑铁卢战役和圣赫勒拿岛的葬礼：那么有什么呢？有一些人像，惟有莫里哀的天才才能赋予喜剧庄严色彩的人像！

    在表现我们的卑微价值时，我紧扣住了自己的良心；我扪心自问，是否把自己排除在这个时代的萎琐之外，以便取得指责别人的权利；我内心相信我的名字是会出现在那些被抹去被消除的事物中间的。不，我坚信我们都会被消除的：首先，因为我们没有衣食来源，其次，因为我们生于斯死于斯的时代无法给我们提供衣食。一代代人不是伤残、衰弱就是傲慢，没有诚意，只是专心于他们所喜爱的虚无，不知道怎样使人不朽；更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名声；你们把耳朵紧贴在他们嘴巴上，却什么也听不到：死人内心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而有一件事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眼下进入的小社交圈子胜过一八三年接替它的那个上流社会。比起一八三年后形成的那个小人社会，我们都是巨人。

    复辟王朝至少给人提供了一个恢复尊严的立足点：在单独一个人，即那逝去之人耍过威风之后，所有人的尊严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自由取代了专制，我们去掉了爬行的习惯，人类的天生权利已经家喻户晓，那我们就应该感谢复辟王朝。我正是为此才投入混战，以竭尽所能，在个人完结之时使人类复兴。

    来吧，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吧！抱怨着下来吧，一直下到我和我的同事这里。你们曾看到我身在梦境，你们将看到我置身于现实：假若兴趣消减，假若我倒下了，读者呵，那就请你们放公正一点；注意我涉及的题目。

    我生活中的一八一五、一八一六年——我被任命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我在议会的开端——各种演说

    在皇上再次回国，波拿巴最终消失之后，内阁由德？奥特朗特公爵先生和德？塔莱朗亲王先生掌握，我被任命为卢瓦莱省选举团主席。一八一五年的选举使皇上获得了“无双”议院1。在奥尔良，所有的选票都投了我，这时却传来了召我去贵族院的命令。我的行政生涯刚刚开始，道路就突然一下变了：要是我被安排在选举院，那又会走一条什么路呢？如果顺利，那条路很可能通到内务部，而不是外交部。我的性情习惯更适合贵族院，尽管由于我的自由观点，一开始贵族院就对我怀有敌意。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关于新闻自由的理论，以及反对外国奴役的态度，使贵族院大得人心。只要它容忍我的观点，就能享有这种名望。

    1一八一五至一八一六年由极端保王分子组成的众议院。

    我在贵族院待了十五年，同僚们向我表示的惟一敬意，是我在到职时收下的：我被任命为一八一六年大会的四个秘书之一。拜伦勋爵在英国上院出现时，得到的礼遇不会比我多，于是他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我本应该回我那偏僻住所的。

    我在议院讲坛发表的头篇演说，论述的是“法官的终身性”：我赞扬原则，却指责立即将之付诸实行的打算。在一八三年的革命中，最忠实于革命的左派打算把终身性中止一段时间。

    一八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德？黎塞留公爵给我们带来了王后的遗嘱；我登上讲坛，说：“为我们保存玛丽—安托瓦内特遗嘱的人，买下了蒙布瓦西埃田庄：作为审判路易十六的法官，他在那座田庄立了一块碑，纪念为路易十六辩护的人。他亲自在碑上刻了一段法文诗，颂扬德？马尔泽布尔先生。这种惊人的公正表明，在道德领域，一切都变了。

    “一八一六年三月十二日，贵族院辩论教士津贴问题。我说：那些可怜的乡村小神甫，将余生奉献给祭坛，你们却不肯给他们一点吃的，而对于让那么多人头落地的约瑟夫？勒邦，对于要为流亡贵族立一部法，简单得连一个孩子都可以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弗朗索瓦？夏博，对于在圣殿不肯接受路易十六的遗嘱，反而对不幸君主说‘我只负责引你去死’的雅克？卢，你们却发给津贴。”

    有人给贵族院带来一份有关选举的法案：我发言赞成全部改选众议院；可是只到一八二四年我当了部长以后，才把这一条写进了法律。

    也是在一八一六年关于选举法的这第一次演说里，我回答一个对手说：“欧洲密切关注我们的辩论，人们对它的评论，我就不转述了。至于我，先生们，听到人家为得到我的赞同而谈到的国外舆论，我深感不安，这一点，也许该归因于我血管里流动的法国血液。要是开化的欧洲想把宪章强加于我，我将去君士坦丁堡生活。”

    一八一六年四月九日，我在贵族院提出一个有关柏柏尔国家的议案。贵族院决定有必要议一议。在得到贵族院同意的决定之前(它是一个大国第一次有利于希腊的政治干预)，我已经考虑打击奴隶制。我对同僚们说：“我见过迦太基的废墟；我在废墟中间碰到一些基督徒的后代，为了解救他们不幸的先人，圣路易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要是我的提议取得成功，哲学可以从随之而来的光荣中获取它的一份，可以吹嘘在一个光明世纪取得了宗教在一个黑暗世纪未能得到的东西。”

    我是置身于这样一个大会：我的话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都转过来反对我自己。人们可以感动一个众议院；一个贵族院则是个聋子。没有论坛，禁止旁听，与会者都是一些老头子，都是旧君主制度、革命和帝国的遗老遗少，就是用最平常的口气说的话也显得疯狂。有一天，离讲坛最近的头一排扶手椅坐满了德高望重的贵族院议员，他们一个比一个耳背，都把头向前倾着，在耳旁安了一只助听的小角，角口对着讲坛。我说得他们都睡着了，这是自然的事。有一个议员一打盹，把助听的角掉到地上。声音惊醒了邻座。这位议员出于礼貌，想帮邻座拾起来，不想自己却倒在地上。尽管我当时在悲怆感人地谈论什么人道的题目，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这个贵族院受欢迎的演说者，都是那些没有思想，语调干巴，平淡乏味的角色，或者是那些只在怜惜可怜臣子时才有同情心的人。德？拉利—托朗达先生大声疾呼，要求让民众自由：他让我们寂静的穹顶响起对英国大使馆三四位爵士的赞扬，他说那是他的先人。当他把新闻自由颂扬一通之后，马上见机行事，来了个“但是”这个“但是”在新闻审查官的有效监视之下，还是顾及了我们的体面。

    复辟王朝促使智力活动；它释放了被波拿巴压抑的思想：精神就像从建筑物上拆下来的女像柱，身子不再被压弯，抬起了头。帝国曾迫使法国沉默；得到恢复的自由接触了法国，把话语还给它：议院讲坛有一些人才，把米拉波和卡扎莱们扔掉的东西在原处又捡了回来，于是革命继续它的进程。

    论立宪君主制

    我的工作不限于在议院讲坛发表演说，虽说这讲坛对我来说是那样新鲜。看到人们所了解的一些体制，看到法国时代议制政体的原则一无所知，我感到担心，就写了论立宪君主制那本书，并且拿去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使我跻身于政论家的行列；它被用于确定有关我们政府性质的见解。英国报纸不加任何说明，全文刊载这部作品；在我们中间，莫尔莱神甫甚至适应不了我的风格变化和真理不容分辩的精确。

    论立宪君主制是一部立宪的入门书：今日人们当作新东西提出来的建议，大部分在那里面就被提出来了。因此“国王统治却不行政”这条原则，在那部书的四、五、六、七章，四章论述君权时就得到了全面的阐释。

    论立宪君主制的第一部分提出了立宪的原则。在第二部分，我审查了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一六年接连三届政府的体制；在这个部分，我既作了一些以后多次得到验证的预言，又阐释了一些当时尚未公开的理论。在第二部分二十六章有这样一段话：“一场性质与我国革命相似的革命，只可能通过改换王朝来结束，这种事情，在一定的党派看来是确实的；而另一些温和的党派则认为，只要改变继承王位的顺序就可以结束革命。”

    在我写完这部作品的时候，传来了一八一六年九月五日的命令(解散无双议院)：这个举措驱散了不多几个聚在一起要重建合法君主政体的保王党人。我赶忙写了补记，没想到惹恼了德？黎塞留公爵和路易十八的红人德卡兹先生的怒气。

    增加了一篇补记，我赶紧跑到书商勒诺尔曼先生家，发现一些警官和一位警长正在采证。他们收了一些毛样，贴了一些封条。我与波拿巴对着干，并不是未受德卡兹先生恐吓的：我反对他们查封；，作为自由的法国人，作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我声明只向武力让步：武力一来，我就退走。九月十八日我去了路易—马尔特？梅斯尼埃先生和他同事办的王家公证人事务所。我在他们那里抗议，要求他们记下我关于作品被扣的声明，指望以这场抗争来确保法国公民的权利。一八三年，时代报编辑勃代先生仿效了我的作法。

    接下来，我被迫与大法官、警察大臣和总检察官贝拉尔先生交涉，案子拖了相当久，直到十一月九日，大法官才通知我，初审法庭作出了有利于我的裁决，把我被扣押的作品发还。在一封信里，大法官先生通知我，他看到皇上公开对我的作品表示不满，感到遗憾。我在一些章节里反对在一个立宪国家设立一般的警察衙门，正是这些章节使得皇上不满。

    路易十八

    在我叙述根特之行的那几章里，你们看到了路易十八作为于格？卡佩的子孙，到底表现如何；在我写的王上驾崩：皇上万岁！那篇文章里，我叙述了这位君王实在的品质。可是人并非一成不变，始终如一：为什么逼真的画像是那样少？因为它描摹的是某个年龄的真人；过十年，画像与真人就对不上了。

    路易十八看前面不远的事物，看不清周围的东西；他随自己的视角，来判断事物是美或是丑。他受到世纪的影响，担心对于一位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来说，宗教只是适合于调和君主政体各种成份的制剂。他从祖父那儿接下来的放荡的想象力本可能使人对他的作为生出几分疑虑；不过他有自知之明，每次他用肯定的方式说话，都要通过自嘲来夸耀自己。有一天我跟他谈及有必要让波旁公爵再婚，以便让孔代家族复兴：他很赞成这个想法，虽说他不怎么关心孔代家族的复兴；不过他顺便跟我谈到德？阿尔图瓦伯爵，说：“我弟弟尽可以再婚，丝毫改变不了继承王位的顺序。他生的儿子都属于幼支，我生的都是长支：我并不愿夺去德？昂古莱姆公爵的继承权。”说完，他得意地摆出一副能干和自嘲的神气。然而我并不打算与皇上争夺任何权力。

    路易十八是个自私的人，但是不抱成见，只是不惜一切代价，图得自身安宁：臣子们只要得到大多数议员支持，他就支持他们，但只要这个大多数动摇了，只要他的安宁有可能受到干扰，他就立即把他们打发走。为了得到胜利必须前进一步时，他是决不会踌躇不前的。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耐心；他不会去迎合事件，而是事件来将就他。

    这位国王既不残忍，也不人道；碰上惨祸灾难既不会大惊失色，也不会心软生怜。就是德？贝里公爵道歉说有罪，以他的死打扰了皇上的清眠，皇上也只会对这位公爵说一句：“我还是睡着了。”可是这个平和的人受了挫折，遇到不快，还是会大发雷霆的；总之这位如此冷漠如此无情的君王，还是有一些类似于偏见的爱好：德？阿瓦莱伯爵、德？布拉加先生、德卡兹先生也就因此相继充当了他的亲信；德？巴尔比夫人和杜？凯拉夫人这两个为他所喜爱的女人也就成了他的红人。不幸的是她们掌握的书信太多了。

    路易十八是在历史传统的背景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显得偏爱旧的君王体制。难道孤独的君王心中一旦空虚，他们就随便找什么东西来填塞？他们找一个生性相似的人，这是否叫做情投意合？是否叫做天上掉下来的情谊，以扫除他们高处不胜寒的孤清？是否叫做对一个奴才的偏爱？这个奴才把全副身心献给主子，成了主子的一件衣裳，一件玩具，一个与主子的所有情感、趣味、爱好连在一起的固定观念，主子在他面前无所隐瞒。宠儿身份越是卑微，与主子的关系越是亲近，人们就是不能把他打发走，因为他掌握了一些秘密，若是说出去，会叫主子脸红的：受偏爱的家伙在自己的卑鄙和主子的软弱里汲取了双重力量。

    万一宠臣是一个伟人，例如紧缠路易十三的黎塞留或者打发不走的马扎兰，各个国家则在憎恨他的同时也利用他的光荣或者能力；只是用一个著名的事实上的国王换下一个可怜的享有权利的国王。

    德卡兹先生

    德卡兹先生一被任命为内阁大臣，晚上马拉盖沿河马路上就车辆拥塞。圣日耳曼郊区最高贵的人物都来到这位新贵家的沙龙做客。法国人干什么都是枉费心机，他永远只是个奉承者，至于奉承谁并不重要，只要是当朝权贵就行。

    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新宠儿的可怕的蠢话联盟。在一个民主社会，你谈论自由，声称看到了人类的进步，事物的未来，并给你的演说加上几个荣誉勋章，这样，你的位置就确保无虞了；在贵族社会，你玩一玩惠斯脱牌，提出庄重的深不可测的样子，说一些陈词滥调和事先准备的好话，你的天才的机运就有保障了。

    德卡兹先生是米拉的同乡，是拿破仑的母亲1推荐给我们的。他为人随和，待人客气，从不摆架子使性子。他对我怀有好意，我也不知为什么竟没有注意到：我的失宠就是由此开始的。这件事应该使我明白，绝不能对一个宠臣失敬。皇上对他宠信有加，赏了不少恩典，后来又让他娶了一位大家闺秀，德？圣奥莱尔先生的女儿。当然德卡兹先生勤劳国事，十分卖力。内伊元帅躲在奥弗涅山区，就是德卡兹先生把他找出来的。

    1德卡兹曾任拿破仑母亲的秘书。

    路易十八始终看重他的王权的影响，谈到德卡兹时说：“我要把他提得那样高，让最大的贵族也眼红。”这句话是从另一个国王那里借来的，它只是一句不适时宜的错话。要抬举别人，首先要确保自己不会下落。可是，在路易十八所处的时代，君主们又落到了什么地步呢？他们虽然让一个人发财，却不能让他高贵；他们只不过是宠臣红人的钱庄老板罢了。

    德卡兹先生的妹妹普兰塞托夫人是个出色的女人，为人谦恭，和蔼可亲。王上暗暗地爱恋她。我在王宫见过德卡兹先生的父亲，他穿着礼服，腰悬佩剑，手夹礼帽，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德？贝里公爵的去世加深了双方的敌意，导致宠臣垮台。我曾说过“他在血泊中闪了脚”这并不是说他犯了屠杀罪，但愿大家不这样理解！而是说他倒在卢韦尔刀下的血泊里。

    我被国务部长名单上除名——我出卖藏书，我的山谷

    我曾反对查封论立宪君主制，为的是给被滥用的君主政体廓清是非，为的是支持思想和新闻自由；我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们的制度，并且忠实于它。

    我的小册子出版之后，受到人家的攻击，等到这些麻烦事过去，我已是伤痕累累，满身鲜血。我走上政坛时，受到打击，感到不适，透不过气来，因此可以说，没有那些伤疤，我也就不可能拥有我的政治生涯。

    过了不久，由黎塞留签署的一道命令把我从国务部长的名单上勾去了，于是我被剥夺了一个迄今为止不能罢免的享有名望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在根特授予我的。我享有的部长薪俸也随之收回去了：打击我的是任用富歇的那只手。

    我也是荣幸，三次为正统王权被罢官解职：头一次，是因为追随圣路易的子孙踏上了流亡之途；第二次，是因为写了赞成“复辟”的君主政体的东西；第三次，是因为我对一个有害的法律保持沉默，其实那时我刚刚让我们的军队获得胜利：西班牙战役使一些士兵归顺白旗，而且，如果我留在权力机构里，也可能把国界推到莱茵河。

    我生性不重财，对失去薪俸满不在乎；我的损失只是要晴天徒步，雨天乘出租马车去贵族院。我本来就属于无产者之列，现在一副大众打扮，在周围的下层百姓保护下，又恢复了无产者的权利：从我的大车顶上，我俯视君王们的车马扈从。

    我被迫出卖藏书：梅尔兰先生把它们摆到好儿童街的西尔威斯特大厅叫卖。我只留下一小册希腊文的荷马史诗。在那本书的天头地角，留有我一些试译的文字和一些批注。不久我就不得不忍痛割爱；我向内务部长申请用我的乡间居所发行彩票。开彩地点设在公证人德尼先生家。共发行了九十张彩票，每张一千法郎：没有一位保王党人前来购买。德？奥尔良公爵夫人虽是个寡妇，却也买了三张；我的朋友莱内先生是内务部长，正是他签署了九月五日的命令，并且同意勾去我在枢密院的名字，他用假名买了第四张彩票。钱后来退还给购票人，但是莱内先生不肯收回那一千法郎；他把那笔钱留在公证人那里，用来救济穷人。

    不久“狼谷”卖掉了，就像人家在夏特莱广场发卖穷人的家具一样。我很舍不得卖掉那座居所。我眷恋那些树木。可以说，它们种在我的回忆里，在我的回忆里长大。房子开价五万法郎。德？蒙莫朗西子爵出了高价。也惟有他才敢于以高出一百法郎的价格来竞买。房子归他了。从此他就住在我那僻静的居所。可是他并不适宜介人我的事情：这个德高勋劬的人已不在人世。

    我在一八一七与一八一八两年的演说(续)

    在论立宪君主制出版和一八一六年十一月议会开幕以后，我继续进行战斗。我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贵族院会议上，提出一个议案，恭请皇上派人检查最近选举中发生的问题。内阁在选举中营私舞弊，动用暴力，事情十分明显。

    我谈到(一八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财金法案时，对其中第十一条持反对意见：那一条涉及国家森林，有人打算把它拨给偿还公债基金会，然后出卖十五万公顷。国家森林由三类产业所组成：一是王室从前的领地，二是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封地，三是剩下的教产。即使是今日，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觉得自己的话有一股忧伤的意味；它和我的回忆录有几分相似：

    “对于在兵荒马乱中行政的人，我们就不要以此难为他们了，在公众那儿产生信用的，并不是物质抵押，而是一个民族的道德。新的业主能够利用新产业的权利吗？人家为了剥夺他们的权利，将向他们列举从昔日产业占有者手里夺来的九个世纪的继承权。你们得到的不会是那些祖传的恒产(在那些田产上，一个家族甚至比橡树的种族存续得更久)，而是一些动产(那上面的芦苇刚刚由生到死就换了主人)。家园不再是家庭习俗的保护者；它们失去了可敬的权威；任何来者都可以从你的产业上经过；那些小路不再因为祖父的椅子和孙儿的摇篮而变得永恒。

    “法国的贵族院议员呵，我在此是为你们的而不是我的事业辩护：我是为你们子孙的利益跟你们说话，至于我本人，没有任何东西要与后人交待清楚；我无儿无女，父辈传下的田产也丢了，就是自己种的几棵树，不久也将属于别人。”

    皮埃先生家的聚会

    由于观点相似，当时两院的少数派结下了一种同志情谊。法国得知代议制政府：由于我愚蠢地按字面理解这种体制，并且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偏好它到了痴迷的地步，因此对于采纳它的人，我是坚决支持，根本没有考虑，如果他们反对，是否更有人道的理由，而不像我对宪章的感觉，是纯粹的喜爱；我并不是傻瓜，但是我酷爱意中人，只要能把她抱在怀里带走，我甘愿上刀山下火海。一八一六年，就是在这种选择政体的冲动中，我结识了德？维莱尔先生。他比我沉着，压住了自己的热情；他也表示要争取自由，但是把它当做合乎规矩的基础；他有条不紊地挖好壕沟：而我呢，老想翻墙爬壁，攻下要塞，结果总是被推下壕沟。

    第一次遇到德？维莱尔先生是在德？莱维公爵夫人府上。他成了众议院保王派反对党的首领。我则是贵族院的反对党首领。他与同僚德？科比埃尔先生是朋友。两人再也没有分开过，所以有人称他们为维莱尔与科比埃尔，正如人们称俄瑞斯忒斯与皮拉德，厄里亚尔与尼索斯一样。

    为了一些明天即被人们忘记名字的人物而来叙述一些枯燥乏味的琐事，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虚荣。一些隐晦的无聊的，有人认为很有意思，其实谁也不感兴趣的骚动，一些过时的，并未引起什么重大事件的花招应该留给那些快乐的幸运儿去写，他们自以为现在是，或者曾经是人们关注的目标。

    然而，有些自傲的时刻，我与德？维莱尔先生发生过争论。在我看来，这些争论像是苏拉与马里乌斯，恺撒与庞培之间的争执。我们与反对派的其他成员经常去泰莱兹街，在皮埃先生家过一晚上，讨论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到达时模样难看，在沙龙里围坐成一圈。沙龙里只点着一盏嘶嘶吐着大舌的油灯。在这有关法律的朦胧之中，我们讨论提出的法律，议论该提出什么动议，该把哪位同志推荐到秘书处、财务处或者各个委员会。反对宗教信仰的人描绘的那些最虔诚的信徒，他们的会议，与我们的聚会确有相似之处：我们散播最坏的消息，声称事情将变得面目全非，罗马将受到军队的骚扰，我们的军队将吃败仗。

    德？维莱尔先生听着，做概括，却不下结论：这是个能干的办事助手。他从前是个谨慎的海军军官，在风暴期间从不出海，只要能够机敏地驶进一个熟悉的港口，他是不会去发现新大陆的。在讨论发卖教士的财产时，我常常注意到，我们中间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往往是最热烈捍卫立宪学说的人。宗教是自由的源泉：在罗马，朱庇特的教士只戴一只空心指环，因为实心指环带有锁链的意味；在衣服上和头上，朱庇特的大祭司不容许打任何结。

    散会后，德？维莱尔先生由德？科比埃尔先生陪伴回府。在这些会上，我研究过许多个人，学会许多事情，照管过许多方面的利益：我一直清楚的财政，以及军队、司法、行政方面的基本知识我都掌握了。我从这些会议出来，多少像一个政治家了，也多少相信了这些学识的贫乏。漫漫长夜，我在似睡似醒之间，瞥见这些秃顶人的不同态度，瞥见这些不大整洁，与来客不甚协调的客厅里宾客的种种表情：这当然是可敬可佩的；但我还是更喜欢儿时把我唤醒的燕子和梦中的缪斯：我看到照着一只天鹅，把那些白鸟影子投射在一道金波上的朝阳，和在叙利亚像凤凰窝似的挂在一株棕榈树枝头的旭日，更觉得愉悦。

    保守者

    我感到，在一个封闭的议院，在一个对我不大友好的会议，我的论战即使取得胜利也是枉然，我还需要另一种武器。可是，如果要办日报性质的报纸，又得经受新闻检查，我只能通过创办一种不定期的、半日报性质的报纸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并借助它来抨击内阁各部的体制，回击艾蒂安先生在密涅瓦杂志上发表的极左见解。一八一八年夏天，我住在诺阿齐埃德？莱维公爵夫人家里，出版我著作的书商勒诺尔曼来看我。我把内心的想法告诉他。他立即来了兴趣，自愿冒一切风险，并承担一切费用。我把这些告诉了好友德？博纳尔和德？拉默内两位先生，要求他们入伙：他们同意，不久，报纸就面世了，取名叫保守者。

    这家报纸引发的革命是前所未闻的：在法国它改变了议院的多数派；在国外它改变了各国内阁的思想。

    在各国民众和君主看来，保王党人曾经跌人虚无之中，因此，他们得到走出虚无的好处，实在应该感谢我。我让法国最高贵的家庭都拿笔写文章。我把蒙莫朗西和莱维家的人打扮成记者；我召集了全部人马；我把封建主义调来援助新闻自由。我把保王党最引人注目的人，如德？维莱尔、德？科比埃尔、德？维特罗尔、德？卡斯泰尔巴雅克等先生召集在一起。每当我把一位红衣主教的红袍摊在保守者上，充作封面，并欣悦地读到一篇清清楚楚地署着“吕泽纳红衣主教”1大名的文章时，就情不自禁地感谢天主。可是，在把我的骑士们领上立宪的十字军东征之路，在他们解放了自由，夺取了权力，当上埃代斯亲王、安条克亲王和大马士革亲王1之后，他们就和娇妻美眷守在新获的封地，让我一人在耶路撒冷城下苦苦地等待。而异教徒又把圣墓夺了回去。

    1吕泽纳(luzerne，生卒年月不详)，法国旧制度时的省长，不赞同罗马教会与法国执政府签订的政教协议。

    1这些都是十字军将领获得的封号。此处意为那些保守派得到好处之后，就不战斗了。

    我在保守者上开始笔战，一八一八年一直打到一八二年，也就是说打到政府借口德？贝里公爵遇刺身亡，恢复新闻检查为止。这是我论战的初期。在这期间我推翻了旧内阁，把德？维莱尔先生推上了权力中枢。

    一八二四年以后，当我重握羽笔，写作小册子，并给辩论报写文章时，处境已经不一样了。可是，对我这个从不相信所处的时代，只属于过去，不信任君王，不信任民众，除了梦，从不把任何事放在心上(即便是梦，也只放一夜)的人，这种微不足道的贫困生活又算什么？！

    保守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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