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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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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位。很显然的虽前后300年,在汉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意义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61年的寿命。可是染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的法则,则因为当日洛阳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边防发生问题,或有天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头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军政部长),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的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点在个人恩怨利害。

    汉朝之没有立时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还在竭忠办事。后汉书的循吏列传举出循吏14人,或以兴革农田或以提倡教化获得称誉,有好几个一直做到汉亡。和他们相似而没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传的酷吏,以“猛”为“能”虽说个人的良心和德行有亏,在他们讲仍是替公众服务。只是他们各行其是,这些资料也显示统一的政府,不能以妥当的法制控制全国的危机。

    公元165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是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愆迟。他这一辩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生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169年。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性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千百万事实的工具。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作对。可是何进还不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干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纠纷,还在家庭里产生。

    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他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子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进军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以大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操。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曹腾乃是宦官,由黄门从官侍从皇太子(即顺帝刘保)读书。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而曹操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田。也就是人员与物资都产生于现存体系之外。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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